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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星期二
上午9时51分
瓦努图诉讼组的办公室外停着两辆白色摄影车。埃文斯走进办公室，发现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灯光。更换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泡。四个摄像人员在四处走动，检查各种拍摄角度。不过，还没有人开拍。
他注意到办公室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墙上的图表复杂多了，也专业多了。其中有几幅放大的巨幅照片，拍的是太平洋上的国家瓦努图。有的是从空中拍摄的，有的是从地面拍摄的，其中有几幅是海滩和房子的图片，海滩受到了侵蚀，房子不同程度的倾斜，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滑进海水里。有一张瓦努图学校的照片，漂亮的棕色皮肤的孩子们面带笑容。在房子中间，有个主岛的三维立体模型。为了便于摄像，布置得特别明亮。
詹尼弗穿着衬衫裙子和高跟鞋。看起来显得格外漂亮，格外神秘。埃文斯注意到每个人比第一次来这儿时都穿得体面些；所有的研究人员现在都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牛仔服和Ｔ恤衫不见了。研究人员似乎多了很多。
“喂，”埃文斯说，“这是干什么？”
“背景资料，”詹尼弗说，“我们在为电视台拍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也在制作一个电视宣传材料。”
“可是你们还没有宣布这个诉讼案啊。”
“今天下午就宣布，就在这儿的仓库外面。新闻发布会下午一点钟举行。你当然要在那儿，是吗？”
“噢，我不——”
“我知道约翰·贝尔德希望你在那儿，代表乔治·莫顿。”
埃文斯感到不自在。这可能会在公司里给他带来一个政治问题。“有好几位律师的资格都比我老，可以处理乔治的案子一”
“德雷克特别邀请你。”
“是吗？”
“是有关你在资助这件案子的文件上签字的事情。”
原来如此，埃文斯心想。他们让他上电视，为的是让他以后对捐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一千万美元的事有口难言。无疑他们会把他弄到开幕式的背景资料里，也许会对他的出席说上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德雷克就会说他们将获得一千万美元，除非埃文斯站起来反驳他，否则的话，他的沉默就会被当作默认。如果以后他要申辩的话，他们就会说，你当时在场啊，埃文斯。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
“我明白了。”埃文斯说。
“你看上去顾虑重重。”
“我是……”
“我跟你说，”她说，“别担心。”
“可是，你甚至不知道——”
“别担心。听我说。”她直视着他的眼睛。
“好的……”
当然她是一番好意，可是无论怎么说，埃文斯还是感到不快与不安。警察威胁说要对他逮捕令。公司对他的旷工感到不满。现在又有人要强迫他保持沉默——办法是让他上电视。
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早把我叫到这里？”
“我们想让你感到尴尬，作为我们对陪审团成员抉择的一个考验。”
“对不起，我不能——”
“是的。你必须。跟以前一样。来点咖啡好吗？”
“好的。”
“你好像很疲倦。我带你去理理发，化化妆。”
半个小时后，他回到律师宣誓作证的房间里，坐在那张长桌的一端。又有一群好像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热心的年轻人俯视着他。
“今天，”詹尼弗说，“我们想讨论一下全球变暖以及土地使用的问题。你对这些熟悉吗？”
“略知一二。”埃文斯说。
詹尼弗对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个研究人员点点头。“雷蒙多，你给他说说背景，好吗？”
虽然这个研究人员乡音很重，埃文斯还是能听懂。
“众所周知，”他说，“土地用途的变化会引发地面平均气温的变化。城市要比周围乡下的温度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热岛效应。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要比森林用地热，等等。”
“啊哈，”埃文斯点了点头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些有关土地使用的概念，但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雷蒙多继续说道：“四十年前，设在乡间的气象站现在大多数都被水泥地面、摩天大楼、柏油马路等等所包围。这都会使温度记录上升。”
“我明白，”埃文斯说。他透过玻璃墙朝外面看了看，发现摄影人员正围着仓库，在不停地拍摄什么。他不希望他们进来。更不想在他们面前丢人现眼。
“这些事实，”雷蒙多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研究人员都从靠近城市的站点获取温度的原始数据，适当减去几度。以补偿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温差。”
埃文斯说：“怎样计算这减去的几度？”
“方法很多，要看是谁了。大多数算法是根据人口的数量。人口越多，减去的数字就越大。”
埃文斯耸了耸肩：“听起来好像是正确的做法。”
“遗憾的是，”他说，“这种做法可能不对。你知道维也纳吗？几年前波姆进行的研究发现：1950年以来，维也纳的人口没有增加，可是能源消耗翻了一番，居住面积也大大增加了。城市热岛效应增强了，但是在计算温度时减去的数值没有变化，因为其依据仅仅是人口变化。”
“这么说来，城市升温被低估了吗？”埃文斯说。
“还有更糟糕的，”詹尼弗说，“过去有人认为城市升温无关紧要，因为城市热岛效应只是全球变暖的一小部分。在过去三十年里，地球温度升高了零点三摄氏度。奇怪的是人们却认为城市的温度只升高了零点一摄氏度。”
“是吗？真是如此吗？”
“所以说，那些猜想都是错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在过去仅仅二十年间，上海的温度升高了一摄氏度。这比过去一百年里全球变暖的总数还要高。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上海。休斯顿在最近十二年里升高了零点八摄氏度。韩国各大城市的温度上升也很快。英国的曼彻斯特现在的温度比周围的乡村高了八度。即使是小城镇也比周围地区高。”
詹尼弗伸手去拿图表。“不管怎么说，”她说。“关键是，你看见的图表不是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已根据一些胡诌的因素作了调整，以补偿城市的热岛效应。但很可能这还不够。”
就在这时，门开了，四个摄影中的一个走了进来，摄像机上的灯亮着。詹尼弗毫不犹豫地伸手取来一些图表，拿了起来。她低声说，“拍摄现场没声音了，我们得积极提供视觉上的东西。”
她把头转向摄像机说：“我给你们看一些气象站的数据。比如，这个是1930年以来帕萨迪娜的平均温度记录。”
“正如你所见，”詹尼弗说，“温度大幅度地上升了。这是1930年以来伯克利的情况。”
“这份记录很不完整。我们用的是原始数据，所以你可以看见有些年份没有。可是你能见到一个明显变暖的趋势：这一点毫无争议，难道你不同意吗？”
“我同意。”埃文斯说，心想这并不是什么趋势——还不到一度。
“看，这是死亡谷，地球上最热最干燥的地方。这里没有城市化，也有几年没有记录。”
埃文斯什么也没说，他认为这一定是反常情况。詹尼弗举起了更多的图表。
“这些是内华达沙漠和俄克拉何马平原气象站的记录，”她说，“其温度曲线或者平稳，或者呈下降趋势。不仅仅是农村地区，这一张是科罗拉多州的鲍尔德的温度变化图。之所以对这里感兴趣，是因为国家气温研究中心坐落在这里，很多全球变暖的研究都在这里进行。”
“这里还有一些小城市。密苏里的杜鲁门——不准推倭责任的地方……”
埃文斯说：“好了，你得承认，变化并不是太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太大’这个概念的。1930年以来，杜鲁门的温度下降了两点五摄氏度，格林维尔下降了一点五摄氏度，安阿伯下降了一摄氏度。如果全球都变暖的话，这些地方就不考虑…
“让我们再看一些大一点的地方，”埃文斯说，“比如查尔斯顿。”
“我这儿正好有查尔斯顿的图表。”她翻开曲线图。
埃文斯说：“大一点的城市也变暖了。纽约怎么样？”
“我这儿有几份来自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记录。”
“你看，”詹尼弗说，“虽然纽约市变暖了，可纽约州的其他许多地方，从奥斯威戈到阿尔巴尼，温度都下降了。”
摄像机对着埃文斯时，他非常敏感。他点点头，希望这是一种明智而周全的举止，然后说道：“这些数据是从哪儿来的？”
“来自历史气候网络数据库，”她说，“这是一个政府的数据库，保存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哦，”埃文斯说，“真有意思。但我还想看看欧洲和亚洲的数据。毕竟，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当然可以，”詹尼弗说。她也在摄像机面前装腔作势起来，“可是在此之前，我想知道你对已经看过的这些数据的意见。正如你所见，1930年以来，美国的许多地方似乎并没有变暖。”
“你的那些资料肯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吧。”埃文斯说。
“可以这样说，这跟辩护的道理一样，要精心准备。”
“可是我对结果并不感到奇怪，”埃文斯说。“气候园地而异。过去如此，将来也是这样。”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还有，为什么所有的气温表都是1930年以后的？气温记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这个问题问得好，”詹尼弗点点头说，“问题是，你追溯到多久以前。比如……”
“这是1931年至2000年间纽约西点的数据资料。是下降趋势。还有……”
“这儿是1900年至2000年间西点的情况，这次趋势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
“啊哈，”埃文斯说，“这样说来，你们是在处理数据。你们特意选取某些时段来证明你们的说法。”
“没错，”詹尾弗点点头说，“可是只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许多地方的气温比现在要高时，这种做法才起作用。”
“这还是一个骗局。”
“是的。辩方不会放过任何向陪审团展示大量所谓骗人的例子的机会，更何况这些骗人的例子来自于受环境组织资助所做的记录。挑选那些特殊的年代是为了表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埃文斯把她对环保组织的侮辱登记在册。“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我们不许耍什么阴谋，要使用完整的气温记录。最远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西点可以追溯到1826年。”
“好的。假如你们使用这期间的数据呢？”
埃文斯这样建议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1850年左右以来世界变暖的趋势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变暖，西点的气温会反映这一点的。
詹尼弗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她突然显得非常犹豫，并且转过身去，翻着她那一大堆图表，同时眉头紧锁，好像找不到似的。
“你找不到那张图，是吗？”埃文斯说。
“不，不。请相信我，找得到。对了。就是这张。”然后，她把它抽了出来。
埃文斯瞅了一眼，发现她对他打了埋伏。
“正如你所料，这张图很有说服力，”她说，“最近一百七十四年里，西点的平均气温一直没什么变化。1826年是五十一华氏度，2000年还是五十一华氏度。”
“可是，这只是一份记录，”埃文斯很快醒悟过来，说道，“许多记录中的一份而已。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
“你是说其他记录表现出的是另外的趋势？”
“我确信是这样的。特别是你使用的是1826年以来的整个记录。”
“你是对的，”她说，“不同的记录确实显示出不一样的趋势。”
埃文斯这才心满意足地坐回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在一百七十八年里，纽约市的温度上升了五华氏度。”
“阿尔巴尼在一百八十年里下降了零点五华氏度。”
埃文斯耸了耸肩：“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地域差异。”
“可是我想知道，”詹尼弗说，“这些地域差异与全球变暖的理论怎么能吻合呢？根据我们的理解，全球变暖是由所谓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增加引起的，二氧化碳使得热量被限制在地球的大气层里，不让它进入太空。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对。”埃文斯说，谢天谢地，不用自己给它下个定义。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詹尼弗说，“大气层本身变暖了，就像在温室里一样吗？”
“是的。”
“而且这些温室气体会影响整个星球。”
“对。”
“我知道二氧化碳——一种我们大家都担心的气体——在世界各地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她抽出另一张图。
“对……”
“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许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全球变暖’的原因。”
“正确……”
“可是纽约离阿尔巴尼只有一百四十英里，开车只需三小时就能到达。两个城市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相同的。然而一个地方变暖了许多，另外一个地方变冷了一点。难道这也算全球变暖的证据吗，”
“天气是地方性的，”埃文斯说，“有些地方变暖，有些地方变冷。以后一直会这样。”
“可是我们谈论的是气候而非天气。一段时间里的大气才称作气候。”
“是的……”
“如果两个地方都变暖了，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只是变暖程度不同而已。然而这两个地方，一个变暖，一个变冷。正如我们所见，西点——位于这两个地点之间——气温仍然没变。”
埃文斯说：“我认为全球变暖理论预言过一些地方会变冷。”
“真的吗？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
“地球整个大气层变暖，会导致一些地方变拎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按照你现在的想法，你能理解这种说法吗？”
“不太理解，”埃文斯说，“可是你知道气候是很复杂的。”
“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是说，嗯，气候很复杂。实际表现出来的情况往往与你想像的不一样。”
“你说的一点不错，”詹尼弗说，”让我们再回到纽约和阿尔巴尼吧。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可是它们的气温记录却大相径庭。陪审团会提出质疑。我们所测量的数据结果并不具有全球性。在最近的一百八十五年里，纽约已经变成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阿尔巴尼的人口减少了很多。你不会不承认这一点吧？”
“当然。”埃文斯说。
“我们知道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比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要高些。”
“是的……”
“这种城市热岛效应是地方效应，应该与全球变暖没有关系吧。”
“是的……”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纽约气温升高是由于全球变暖而不是由于修筑过多水泥地面和摩天大楼引起的呢？”
“嗯。”埃文斯犹犹豫豫地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知道那是众所周知的。”
“因为如果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变大、变热，就会使全球升温，是不是？”
“我想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城市的膨胀，我们也许就可以说，地表平均温度的升高仅仅是因为城市化，而与全球大气层的效应根本无关。”
“我相信科学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埃文斯说，“我想他们能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能够回答。他们的答案就是用原始数据减去一个数作为城市热岛效应的补偿。”
“噢，你说的没错。”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你是律师。你肯定知道诉讼案中律师总是要设法确保证据的纯洁性的。”
“是的，但——”
“你肯定不希望任何人对证据作任何改变。”
“是的……”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证据就是原始气温数据。恰巧锨这些声称全球变暖是世界性危机的科学家们篡改了原始数据。”
“篡改？只是往下调了一点吧。”
“可是辩方要问的问题是，他们往下调够了吗！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这也太专业化了，简直是在吹毛求疵。”
“不能这么说。这是个核心问题。地表平均温度上升是城市化造成的，还是温室气体造成的呢，辩方对此会有一个充分的论据。”詹尼弗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最近几项研究表明，实际上，都市偏见并没有多少豪椽。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观察到的气温变化有一半是因为土地使用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气温的升幅还不到十分之三摄氏度。确切地说这还算不上危机。”
埃文斯不再说什么，他在摄像机前尽量装得聪明伶俐。
“当然，”詹尼弗继续说，“这项研究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人只要对数据作过调整，人们就会断言他们的调整是不正确的。这对辩方是有利的。辩方要阐述的一个更重要的论点就是，我们只允许那些从调整中获得最多好处的人对数据进行调整。”
“你是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吗？”
“我是说让狐狸去给鸡当保安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辩护律师这样的做法在医学上就决不允许，比如，医学上需要进行双盲实验没计。”
“因此，你说气候科学家们没有职业道德。”
“不，我的意思是，构建双盲程序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看：每个科学家对自已的实验结果都有某种设想，否则他当初根本就不会做那个实验。他有一种期盼。但这种期盼是神秘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你知道有科学偏见的研究吗？”
“不知道。”埃文斯摇了摇头说。
“那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群基因相同的老鼠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试验。其中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被驯养得很聪明，穿迷宫会比一般老鼠快。另一个实验室被告知老鼠很愚笨，只能慢慢穿出迷宫。反馈的结果是——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快，而另一个实验室老鼠速度很慢。可是这些老鼠的基困是相同的。”
“那他们是在胡说。”
“他们说他们没有胡说。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她说，“又比如，参加民意调查的人被告知，瞧，我们知道民意测验人对调查结果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我们都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你敲门之后，就在有人开门时，你开始读卡片上的文字：‘你好，我在做一项调查，为了不影响你，我把卡片上的文字读一下……等等。’民意测验人除了卡片上的文字以外什么也不说。一组被试者告知，这次问卷调查会获得百分之七十的肯定答案。另一组被告知会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肯定答案。同样的调查问卷。结果反馈回来了——七十和三十。”
“怎么会呢？”埃文斯说。
“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成百上千欢的研究反复证明，期望决定结果。人们总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这就是要做双盲实验的原因。为了消除偏见，实验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中进行，准备实验的人不认识做实验的人或者分析结果的人。各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联系。即使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也从没见过面。各组分布在不同的大学，最好是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新药被检验的过程，因为这是阻止偏见浸入的惟一方式。”
“好的……”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气温数据。必须从方方面面对它进行调整。不只是因为城市热效应的偏见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气象站搬迁了。气象站升级了，新的设备测出来的结果也许比以前高，也许比以前低。设备出故障了，你得决定是不是要扔掉某些数据，你很可能把气温记录放在一起，并对它们进行评价，这些要求你也要应付。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很可能是这样形成的。”
“很可能？”
“你不知道，”詹尼弗说，“只要你是让一组人来做这些工作，就有产生偏见的危险。如果一组人做了一个模型，对它进行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那么那些结果就是有危险的。就是这样。”
“这么说，那些气温数据没有用了吗？”
“这些气温数据值得怀疑，一个像样的律师会撕掉这些数据。为他们辩护，我们要做的是——”
突然，摄像师起身离开了房间。詹尼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别担心，他们拍的镜头没有声音。我不过是想使这个讨论显得活泼一些。”
“我觉得我很傻。”
“你看起来根棒。这对上电视来说是重要的。”
“不，”他把身子向她靠近了一些，说道，“我的意思是，我回答问题时，心口不一。我在，唉……我在问一些……对许多问题我都改变了想法。”
“真的吗？”
“是的，”他平静地说，“比如说那些温度曲线图。他们提出了一些明显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正确性的问题。”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他说：“你也这样想吗？”
她又点了点头。
像以前一样，他们在同一家墨西哥餐馆吃午饭。跟以前一样，餐馆几乎是空的；同样是那些索尼电影编辑坐在角落的一张桌边谈笑风生。埃文斯想，他们一定每天都来这儿。
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浑身疼痛，而目还因为非常困，随时都可能睡着。埃文斯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
詹尼弗安静地吃着饭，没怎么说话。埃文斯觉得她是在等他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全球变暖不是一种真正的现象’的说法真是荒唐。”
“是很荒唐。”她点了点头说。
“我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可是在法庭上，我们只能考虑陪审团。辩方要与陪审团辩论。”
“你指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例子吗？”
“噢，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希望辩护律师这样辩论：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都听说过这样的断言：由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增加，引发了所谓的‘全球变暖’现象。但是你们不知道，二氧化碳只增加了一点点。他们会给你们看一张二氧化碳增加的曲线圈，这张曲线图看起来像珠穆朗玛峰的斜坡。然而这就是现实。二氧化碳含量由百万分之三百一十六增加到百万分之三百七十六，总共只增加了百万分之六十。整个大气层发生这样小的变化简直难以想像。我们又怎么看得见这种变化呢？”
詹尼弗向后靠了靠，太幅度地摆着手说：“接下来，他们会拿出一张图，上面是一个足球场。他们会说，把地球大气层的构成当成一个足球场。大气层的大部分是氮。这样，从球门底线开始，氮一路带着你走过七十八码处。剩下的大都是氧气，氧气又带你走到九十九码处。现在只剩下一码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氩。氩气又带你走过三点五英寸的球门线。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笔那么粗。那么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个一百码足球场的一英寸。”
她突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她说，“现在你们知道，最近五十年来二氧化碳的增长情况。那么你们知道在我们的足球场上增加了多少吗？增加了八分之三英寸——不到一支铅笔的厚度。也许二氧化碳含量多了许多，但在我们整个大气层里，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别人却要你们相信，正是这小小的变化，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正在变暖的危险星球了。”
埃文斯说：“可是回答很容易——”
“等一会儿，”她说，“还没完呢。首先，提出疑问。接着，提供可供选择的解释。那么，现在，他们拿出你们前面看过的纽约市的气温变化表。1815年以来上升了五度。他们说1815年纽约的人口为十二万，现在为八百万。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千，更别提那些摩天大楼、空调和水泥地面了。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千的城市变暖了，是由于世界上的二氧化碳增加了一点点呢？还是因为城市比以前大多了？”
她向后靠了靠。
“要反驳这一论点很容易，”埃文斯说，“有许多小东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机只是枪上的一个小东西，但足以把子弹发出去。不管怎么说，证据的优势——”
“彼得，”她摇了摇头说，“假设你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被问及纽约市的问题，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全球变暖了还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变暖可能是因为城市大了。”
“正确。”
“可是还有海平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她说，“瓦努图的海平面并没有明显上升。根据数据库里的资料，海平面要么是持平的，要么只不过增长了四十毫米。三十年里只涨了半英寸，几近于无。”
“说得对，”她说，“我得承认。你有关扳机的论点不错。”
“如果你不能胜诉，”埃文斯说，“你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各位光临。”约翰·贝尔德走到办公室外面的麦克风前面说。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着。“我是约翰·贝尔德。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席尼古拉斯·德雷克，还有我的首席顾问詹尼弗·海恩斯以及海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律师。我们代表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图联合控告美国环保署。”
彼得·埃文斯先是站在后面咬着嘴唇，心中盘算着。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露出紧张的种情。
“贫困的瓦努图人民，”贝尔德说，“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环境威胁，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突变的危险，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
埃文斯回想起就在几天前，德雷克还把气候的突然变化看作是初显端倪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不到，就转化成一种确定无疑的事情了。
贝尔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瓦努图人民如何被洪水赶出了祖祖辈辈生话的家园，他特别渲染了小孩子的悲惨遭遇，因为无情的工业巨头，本来由这些孩子继承的财产被咆哮的巨浪冲到了北方。
“今天，我们宣布起诉，是为瓦努图人民讨回公道，是一件关系到受到突发性天气威胁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大事。”
接下来他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起诉的确切时间是哪一天？”
“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具有复杂性，”贝尔德说，“现在，我们办公室里有四十位科学家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就会起诉。”
“你们将在哪儿起诉？”
“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
“你们要求赔偿什么样的损失？”另一个人说。
“管理部门对此有什么反应？
“法庭会受理这个案子吗？”
虽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贝尔德在这方面是内行。埃文斯瞟了一眼詹尼弗。她站在讲台的另一边。她轻轻敲了敲手表。埃文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做了一个鬼脸，离开了讲台。詹尼弗紧跟其后。
他们从保安身边走过，走进了仓库。
埃文斯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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