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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呆的这个地方，北面，离我住房约一公里远，有一道围墙，把研究所和由我命名的“红树园”隔开了。实际上这些树并不是红色的。但也不是绿色的。它们的叶子在白天是褐色，就象砂子的颜色一样。
在和普阿松的谈话中，我知道研究所的主要大门开在东北角的北墙上。各种物资、材料以及电站的燃料和满罐满罐的水，都经过这个大门送来的。
化学实验室占着四栋建筑物。正对着大门的两栋平房都是什瓦尔兹的实验室。
再往北一点，还有两个实验室，其中一个紧挨着“红树园”的围墙。普阿松就在那里工作，在这些房屋的顶上，都装着用白铁皮特制的抽风管道。
在东南角上有一栋三层砖楼，这是格拉别尔本人的寓邸。这座楼的右面耸立着一个高大的水塔。
我来到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可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仍局限在什瓦尔兹博士所掌握的那两所平房以内。除我以外，属他领导的仅仅只有两位同事：一位叫甘斯的德国人和一位叫卓瓦尼·萨科的意大利人。他们两人都在北面的平房里工作。从来没有到我这儿来过。整个北面的平房是一所综合性的实验室。什瓦尔兹博士、甘斯和萨科三人也住在那里，我是一人单独住的。
荷枪实弹的哨兵夜以继日地在研究所里流动放哨。他们两人一组地沿着一条非常复杂的路线巡视着整个研究所。
在研究所里我很少再看见过别的什么人。特别是在南面，那更是冷冷清清。即使大白天，也难看见那里的烟囱冒烟。夜晚有时则窗户明亮。顺着东面围墙有一条沥青大路，经常有载重汽车开往抽水站或发电站。在这条路上有时也可看见穿着白色斗篷的人们。这都是来做苦工的当地人。
除了什瓦尔兹和普阿松以外，很长时间我再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我到北面平房去送分析结果时，碰见过甘斯和萨科。但每一次，当他们看见我时，都很快地离开了，只剩下我和什瓦尔兹两人。普阿松在那次喝了酒精之后，他也来得少了。除非是为了取试剂或给我送分析标本，否则他是不来的。这个人总是沉默寡盲，忧心忡忡。在我看来，他似乎永远沉程在醉意之中。他在我的脑海里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好象他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不愿意告诉我。
不过，在我来后不久，我还认识一个人。说得确切一点，是一个女人，虽说认识，可从未见过她的面。相识过程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睡过了头，电话铃突然响了。我就象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猛然跳起来抓住了电话听筒。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梅尔达里先生，该工作了！”女人说的是法语，带着浓重的德语味儿。“您的工作开始得晚了，梅尔达先生。已经八点十分了。”
我看了看表。我的表才七点……
“我的表才七点……”我慌忙说。
“您的表不准。每天下午八点以后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对表。我会告诉您准确的时间。”
“我怎么给您打电话呢？”
“拿起听筒就行了。”
“好的，谢谢！顺便问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叫我阿茵茨克好了。”
尔后，我就经常使用电话，以减少我去什瓦尔兹博士那里的次数。有时候需要向普阿松问分析结果时，我拿起听筒，说了要找的人。“好的。”阿茵茨克马上就给我接通了电话。有一次，接电话的人不是什瓦尔兹，而是意大利人。他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急速地说，我做的化验里发现了硅数量太少，必须另做化验，还要我……
电话断了。我对着话筒大喊，要求重新接通，但阿茵茨克用特别有礼貌的语气说道：“关于这些问题，您只能和什瓦尔兹博士交谈。他现在出去了。”
此后，我就对电话线路发生了兴趣。电话线是垂直而下，进入地板，其它电线也是在地下敷设的。我试图猜出电话总机的位置。大概是在格拉别尔博士住的那栋三层楼里吧。
在来到格拉别尔研究所的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根多东西。现在我可以非常在行地完成定性化学分析和定量化学分析了，而且比在大学里作的还要准确、可靠得多。为了发现化学元素，我除了采用普通试剂以外，还采用了灵敏度极高的有机指示剂。我掌握了很多物理分析法。这些方法，以前只是在书本上，或是在那些陈旧的设备上，作过一两次。我掌握了比色分析法，分光光度测定法，光谱分析法，伦琴结构分析法和电势分析法，什瓦尔兹博士一再坚持要我在做最后一种分析法时，持特别认真仔细的态度。
“您在确定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时，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确性。您确定的精确度，应当达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三位数字。”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就那么重要，直到后来，在这儿的沙漠中发生了几次不幸的事件以后，我才懂得了它的意义
给我送来的分析样体。不是溶液就是某种物质的结晶品，而普阿松给我送来的照例是灰烬。他总是在实验室里烧东西，而我还得给他化验灰烬的成份。当然，有时他也送来溶液。但这些溶液总是混浊的，内有沉淀物，气味很难闻。他给我送来这种溶液时，总是强调要我必须在倒入电位盘或浊度计盘以前，把它搅拌均匀。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告诉我，普阿松！”我说，“有一次，仅仅因为我把试剂倒在手上，什瓦尔兹博士就克了我一顿。而您给我送来的却是这样脏的水。您瞧，您的溶液里漂着这么多木屑，有时还有破布碎片。鬼知道都是一些啥东西！而这种脏东西，不管您怎么说，有时能化验，有时就不能化验。我敢说，按您要求的精确度来做，那只能会得出各种各样的化验结果。”
“既然如此，那您就对这些破布碎片做做分析吧，特别注意要做定性分析。”他说完就走了。
我把每种化验结果都记在专用的表格里，注明了全部数据，分析标本的化学元素及其百分比，物质在光谱的紫外线和红外线部分的吸收波带；溶液的浓缩度；硬质及结晶体的结晶结构形式，氢离子的浓缩程度等。
起初，我对自己的工作只是机械地完成，从未考虑过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因为当时吸引我的只是使用现代分析法所得来的各种各样的资料。而当我发现有一种玫瑰色的粉末，其物质离子是按立方程序排列时，我就感到非常满意了。这是我通过伦琴结构分析法得知的。我还从分光度测定法中了解到，这种有机物中古有甲基、羟基和芳香基，而它们都是双键和三键的。我从电势分析法中得知物质具有酸性反应。我从发射光谱分析法中得知物质分子组成中古有硅、铝、铁等原子。这些丰硬的资料，有时使我不假思索就能写出化合物的一些化学式。
从什瓦尔兹那里送来的各种标本，我在做过化学分析后，都能熟练地写出化学式。他送来的分析标本，同他送来的溶液一样，经常是混浊的。这是各种化学元素，如基群、原子团和离子的大堆集，真是应有尽有。灰烬的光谱发射分析显示出大量的光谱线，只有在长时间地研究光谱图以后，才能罗列出这些元素。
经过几百次化验以后，我突然发现，不管是什瓦尔兹那里送来的干净物质。还是从普阿松那里送来的“脏物”，其中经常含有硅元素。有时它出现在酸性沉淀物中，有时出现在有机化合物的原子团中，有时又与其它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络合离子。有几次并没有硅元素，但却出现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第四群的另一元素——锗。
这一重大的揭示，是我独自一人发现的。但它丝毫无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题：德国人在这里做什么？作为一个化学家，我当然了解硅的特性及其化合物。硅的化合物是沙子、各种硬质矿物、石英、花岗石、晶石、液体和固体玻璃，类似用作切削工具的金刚砂。硅，就是各种酸盐制品：砖呀，磁器呀，等等。对于这些早已司空见惯的东西，难道还值得钻到沙漠里来，与世隔绝，秘密地进行研究吗？
我打定主意先找普阿松，然后再找什瓦尔兹嵌谈这个问题。
和普阿松根本没有谈成。一提到他送来的标本中经常出现硅，他就紧锁双眉，象怕有人偷听似地悄悄地说：“您看看四周，全是沙子，沙尘常常会落入标本，大家都知道，即使硅的痕迹很微小，在化验中也是容易发现的。”
他说话的潜台词很明白：“别傻里傻气了，干吗要提这种问题呢？”
从此以后，我再段有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但他的标本中硅是很多的。他总不会故意把沙子放入试管吧？
和什瓦尔兹谈话比较有趣，我把化验报告送给他，他仔细地看着，借此机会我说：“这个分析我的把握不大。”
“为什么？”他抬起浅蓝色的眼腈看着我。
他习惯于在翻闻东西时嘴里咬着一根火些棒。现在正是这样。我说完以后，发现他那经常沉着而自信的面孔突然变得警觉起来。
”在这里，我没有发现硅元素。”我用眼睛盯着他，回答说。
“硅？您根据什么说这里非有硅不可？”
“通常在您给我进来的那些化验标本中，一般都有硅。我们不是在研究硅的化合物吗？”
在提出最后这个问题时，我极力做出若无其事和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由于一种莫各其妙的原因，我心房剧烈地跳动着。一种趋然的感觉提醒了我：我已接触到一个重要的秘密了。
什瓦尔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老天在上，瞧我多象一个白痴！怎么能让您以为我们在搞什么化合物而长期苦恼呢？我本来一开始就应当向您说明白。这样，您的工作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了。”
他用手绢擦了擦眼中的泪水，说道：“噢，当然，当然，我们正在研究一种硅的有机化合物合成法。再说一遍，我们在研究硅的有机化合物，就这。”
我依然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在一阵沉思过后，他继续解释说：“您是否知道硅的有机化合物很少有人研究过？到目前为止，那些已被合成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然而，它们是有发展前途的。”
什瓦尔兹博士走到一个大书橱前，取出一本德国化学杂志递给我。
“拿去看看吧，注意格拉别尔博士关于硅的有机化合物那篇论文，教授早在战前就着手研究这种化合物了。现在他仍在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但为什么在这里研究，而不在德国国土上呢？这道理很简单：真正的科学要耐得住岑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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