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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在明顿夫妇的“都普拉斯”旁的座位上坐下时，我对他们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新情况是从克罗斯比夫妇那里得到的。
克罗斯比夫妇并不认识明顿，但是他们知道他的名声。他们对他被任命为大使感到愤慨。他们告诉我说，明顿曾经由于对共产主义采取温和态度而被国务院开除。
我坐下以后对明顿说：“飞机后面的小酒吧挺好。”
“什么？”他和他妻子还在读那本打印稿。
“后面有个不错的小酒吧。”
“我的，我很高兴。”
二位继续看书，显然对和我谈话不太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明顿忽然转过身，又甜又苦地笑了一下，问我：“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是谁？”
“在酒吧和您说话的那个人。我们也到那儿去喝酒。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在和那个人说话，他的声音很大。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叫H·洛·克罗斯比，自行车厂的老板。”我说，感到脸庞发烫。
“我是由于悲观主义而被开除的，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他的妻子说：“这全是我的过错。开除他的唯一证据就是我从巴基斯坦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
“信上说些什么呢？”
“说了很多，因为我为美国不仅不能改换自己的面目，而且还为此感到自豪而惴惴不安。”
“我明白了。”
明顿叹口气说：“有一句话他们在听证会上反复引证，做为她不忠诚的旁证。”随后，他引述了他妻子写给《纽约时报》的那封信上的话：“美国人总是在并不体现爱的形式中，在不存在爱的地方寻找爱。这可能和消失了的边疆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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