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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见面的时间了，这次他还是带着惯有的笑容，并且递给我一张他所谓的“日历”。
但那太复杂了，我想我什么也不会发现。我还是向他致了谢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水果递给他，然后静静地等着，想知道他会不会提起关于豪伊和蓝知更鸟的事儿。但是，他一直没提。
当我最后忍不住问他时，他咬了一大口香瓜，然后耸了耸肩。“其实蓝知更鸟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罢了。”
我并没有跟他提起关于他给病友们布置任务的事，我认为只要这起到积极作用，我为什么要去阻止呢？
当他吃完了最后一个橙子，我打开了录音机，开始了我们这一次交谈。
“我想接着上次我们谈话的内容。”
“好呀。”
“我记得你说过在K－PAX上没有政府，也没有人工作，对吗？”
“Quoitroit，Guvnuh．”（没错，先生。）
“我一定是蠢透了，因为我还是不明白一些事情。比如你们的图书馆是由谁建造的，图书是谁印刷的？图书馆由谁来维护运营？那些全息图像软件又是谁做的？你们吃饭用具是哪来的？穿的衣服又是哪来的？是谁在种谷物？还有那些你们必需的东西都是哪来的？”
坡特用手使劲地拍着脑门，然后说：“好吧，看我能否找到最简单的解释能让你听懂。”
他把身子前倾，用他那双明察秋毫的黑眸子盯着我，每次他想让我明白点什么的时候都那么做，“首先，我们几乎从来不穿什么衣服，除了在你们的时间的每隔二十一年的间隙，因为那时候天气会变冷。也没有人种谷物，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它自己就长出来了。至于图书馆，如果有人想建设了，就去建设，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会有工作没人愿意干，比如重体力劳动，比如刷洗厕所，这是人性嘛。”
“在K－PAX上没有人。”
我朝他笑了笑，“呵，是啊，我忘了。”
“此外，也不会有什么东西真的让我们不愿意去做。比如，你要拉屎，对吧。”
“哦，那是不得已。”
“你觉得那不愉快吗？”
“有点。”
“你让别人帮你拉吗？”
“如果可以我会的。”
“但是你不能，你会连想都不想一下，立刻就做，对吧？”
录音的回放证明我当时有点口吃。“好吧，就算没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工作，那么总有些需要技巧的工作吧，比如医生？律师？谁来做这些？”
“我们没有法律，所以也没有律师。至于医生嘛每个人都了解医药知识，所以也没有出现医生的必要。当然有些人比大家要对这方面感兴趣得多，那么当有人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随时服务。”
“多跟我讲件你们的医药情况好吗？”
“我知道你迟早要问的。”他又摆出了那副熟悉的姿势，“就像我在前面所说，在K－PAX上并不特别需要这些的。因为我们只吃植物，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关于循环系统的问题。又因为没有污染，也没有香烟，所以癌症也很少发生。更没有你们所谓的神经病，精神病，也从没人选择自杀。哈，根本就不需要医生。当然，也会有可能有人患了重疾，但没关系，只要到图书馆找一种药就可以了，那是一种植物，包治百病。”
“你们有包治百病的植物？”
“你们也有啊，可以治疗艾滋病、各种癌症、帕金森症、心血管疾病、选择性麻醉，它们全在你们的热带森林里，只要你们耐心地寻找。”
“选择性麻醉？”
“是啊，如果你要做个腹部手术，你可以选择只麻醉一部分身体，你可以看到别人对你的手术过程，或者干脆自己来做。在你们星球上的中国人就有与此类似的针灸方法。”
“K－PAX上有医院吗？”
“更贴切地说是诊所，每个村落有一个。”
“精神病学如何呢？我想你会告诉我在那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是吧？”
“怎么会需要呢？我们既没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又没有性以及经济问题使我们精神分裂。”
“但是如果有人是因为器官的原因而引发大脑疾病你们又是如何医治呢？”
“在我们星球上那样的疾病太少了，而且，那样的病人通常不会造成威胁，不像你们地球那样要把他们隔离，恰恰相反，他们被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照料着。”
“你是说你们对精神病人从来不用什么药物治疗以使他们平静下来？”
“脑疾病通常是从别人眼中得出的结论。尤其在你们的星球上大多数的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只是言行和大多数人不一致罢了。”
“但很明显有很多人根本无法联系现实社会。”
“现实只不过是你们眼中的现实。”
“那么说K－PAX上从来就没有人因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
“除非他们感到不快乐，或者自己要求。”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快乐不快乐呢？”
“且u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也就不是什么精神病专家了。”
“好吧，你说K－PAX上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那里也没有军队和武器呢？”
“当然。”
“那么当K－PAX遭到别的星球上生物的进攻时会怎么样呢？”
“有一个矛盾的公理：任何试图毁灭他人的人必先自毁。”
“那么如果你们内部出现纷争怎么办？谁来维持秩序？”
“K－PAX已经存在秩序了。”
“但你说过那里没有法律对吗？”
“没——错！”
“没有法律，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做的究竟是对是错呢？”
“就像你们人类一样。你们的儿童没有学过法律，但是他们做错了总会有人指出来的，不是吗？”
“谁来决定这是对是错？”
“所有人都知道。”
“怎么知道的？是谁制定的最原始的行为准则？”
“没人．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的。”
“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准则基于某些道德之上？”
“那要看你所定义的道德是什么了，我想你们指的是宗教吧？”
“是的。”
“我刚才跟你说过，在K－PAX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上帝啊！”
“上帝？”
“这是个玩笑。”坡特在本上写了点什么，“难道你们地球人都没有幽默感吗？”
“那么说你不相信上帝？”
“这个想法被你们踢来踢去的几千年了，而我的回答是，不，我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欺骗自己？”
“可如果这欺骗给你带来快乐……”
“无望的希望带来的仅仅是无望的快乐。”
“所有K－PAX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我想是，我们从来不讨论这个活题。”
“为什么不呢？”
“你们会经常讨论龙或者独角兽吗？”
“那么你们一般讨论些什么？”
“信息和思维。”
“什么样的思维？”
“生物可以返老还童吗？是否存在第五度空间？是否还存在别的宇宙等等的问题。”
“在我们转移话题前我还想再问个问题。如果——我知道这很少发生，但是如果有人违背了你们的行为准则，你们会怎么样？”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跟他或她讲道理。”
“就这些？”
“是的。”
“如果他杀了人怎么办？”
他有些激动的说：“为什么他会杀人？”
“但假如他那么做了呢？”
“我们会尽量阻止他。”
“但对于被他杀掉的人呢？不应该受到同情吗？”
坡特厌烦地看着我，也许是不大相信我所说的话吧，“你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在K－PAX上没有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就像没人喜欢做爱一样。因为他们不需要如此。”
但我还是追根究底：“假如一个人真的犯了法，为了防止他伤害别人，难道不应该把他隔离起来吗？”
坡特显然是被激怒了，“让我告诉你吧，大夫！”他几乎是咆哮如雷，“你们人类大多信仰‘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你们的许多宗教都信奉这一条。整个宇宙都知道你们的愚蠢信仰。你们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根本没人注意它们，甚至连教徒都不遵守。在K－PAX上没有犯罪，你听懂了吗？即使有，也没有惩罚。显然你们地球人无法理解这一切，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相信我吧。”
现在的坡特情绪异常激动，我想，在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我承认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另外，今天我不得不提早结束我们的谈话，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请别介意。如果下周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他平静了点，但还是有些愤怒，“好吧。”说完后他就径直走了出去。
他走后我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想了很多。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了这病人发火的一面。
这说明在他貌似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似火一样热烈的感情，而这感情随时可能爆发。以前发作过吗？这种歇斯底里健忘症有可能起因于暴力事件。坡特会不会杀了某个人？就在1985年的8月17日呢？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转移到第四层呢？
我决定还是先不如此，因为那有可能会使他更深深地躲进自己制造的外壳里面，况且这些都是猜想，即使他真的杀过人，如果我们不逼他的话他也不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的。
然而，我还是要通知医护人员和安全部将他看得紧一点，另外我要把下次的会面安排得安全一些。同时我还想把这个猜测通知警局，看看他们是否能利用这条假设的线索寻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但是8月17日很快就要临近了。我又累又沮丧，我在想，也许我已经太老了，不适宜再做分析的工作了。也许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棒了，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棒过。 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一名医生，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歌唱家。 在大学预科班的时候，我就疯狂地迷恋上了歌剧。那时我最喜欢观看百老汇的演出，然而大学一毕业，我就结婚了，似乎不可能再去追求那些虚尢缥缈的梦想了。
还没卜医科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了，然而正当我要跟新婚妻子商量改行的时候，我的母亲却得了肝癌。尽管医生发现得很早，但还是为时已晚了。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性，她是一直笑着离开的。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向我诉说着她想去的地方和想做的事情：水彩画、巴黎、钢琴……可是她一定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做个棒医生，孩子。”
她在手术台上离开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她的第一个外孙，他在她离开我们3个月后降临人世。
只有一次我差点放弃了我的职业，那是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死者的下午。
他是个四十六岁的白种男人，肥胖而且秃顶。正当我们研究他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弹开了，好像在寻求我的帮助。倒不是因为他那求救似的眼神使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小的时候我已经在父亲的医院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眼神，而是因为他让我想起了父亲死亡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冲出了病房。
当我告诉卡伦当时的情况，并跟她说我不能去解剖一个那么像我父亲的人时，她说：“别傻了。”于是我返回了解剖室，整个解剖的过程我都听到父亲以他那自以为幽默的口吻说：“哦，轻点，伤着我了。”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不适合做一名内科或外科医生了。后来，我就像我的朋友比尔·西格尔一样，做了一名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因为它不那么的血淋淋，更因为这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很少有人了解这一领域，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去了解。
坡特离开我办公室那天的下午我接到了一个自由作家的电话，她打算为某国际杂志写一些关于精神疾病病人的故事。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在曼哈顿“小住”一段，以搜集一些有关病人的资料，“修理自己的脑壳”。我很喜欢她说话的口气，还有那些诸如“打开你的心脏”、“嚼出你的味道”等等，我觉得这确实很酷。要想拒绝她的请求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答应“试用”她一段时间。我让她通知特雷克斯勒在适当的时候安排我们见面，而她说她认为现在就很“适当”。
一个新病人于上周末被送到我们的诊所。我将叫他“查克”，这尽管不是他的名字，可他宁可别人这么叫他。他是一个纽约的看门老头，或者说是个打更人，今年已经63岁了。他看起来愤世嫉俗，是个无望的悲观主义者，脾气暴躁。他被带到这里的原因是他对每一个进出他所在建筑的人说他们很臭。只要离他五十里距离以内的人都“很臭”。
事实上，当他走进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很臭。”他的秃头就像八号球一样，还有一点斜视，简直就可以当个滑稽演员了。可是他的到来却使二楼的一位叫做玛丽亚的病人受到了惊吓，因为他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玛丽亚来这里已经三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拉塞尔是惟一一个可以接近她的男性。
一开始每周都有很多人前来探望她，其中有许多是她的侄子侄女，可是后来很快就只剩下她的母亲和叔叔了，因为他们说他们见到的不是玛丽亚：玛丽亚的病是多重性格混乱症。
多重性格混乱症大多起源于儿童时代，由于无法忍受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而不得不产生多重性格。一个人可以具备多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而每种性格又在不同的时期出现。
一个人内部不同性格间的差异是异常巨大的。在有些性格的影响下一个人可能会成为超级天才，而在另一些性格的影响下，他也许义会变得蠢笨如驴。
玛丽亚本身就隐匿了近百种不同的性格。而且很多都曾经表现了出来。她是一个典型的混乱症例子。从她三岁开始，她就被她的亲生父亲强奸了无数次，她那虔诚的教徒母亲，夜间还要清扫大楼维持生计，从来就没有发现这些，而她的哥哥也受到其父的威胁不敢走漏风声。处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生命基本上都没有了意义，所以逃离的欲望战胜了一切。
一个可爱的，有着黑瀑布头发的姑娘——玛丽亚，在一次差点挖出一个男孩眼睛的事件后被带到这里，而那男孩，不过是想走近她。在这事件以前，她一直表现得很安静。从那以后，没人能靠近她，除了拉塞尔，当然，他称她为“圣母”。 但是玛丽亚原来的性格却表现得不很明显，许多时候是她另外的性格在掌管着她。当她的“迫害倾向”的性格取得控制权后，她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冷酷无情。所有这些性格之间的转换都要引起失眠、无止境的头疼。
查克认为玛丽亚的每一重性格都很臭，也包括拉塞尔、豪伊、厄尼，甚至连可怜的贝斯也是“臭”的。还有所有的员工，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臭不可闻”。值得赞扬的是他把他自己称为“比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臭不可闻的家伙”。以他的看法，整个医院里只有一个人不臭——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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