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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森五点钟离厂回家。真是糟糕的一天。是他所能记得的最倒霉的一天，一切都出了毛病，没有一件事是顺手的。他的好多时间似乎都用在小心提防，驱除恐惧，以及试图集中思想的努力上，然而总是不成功。
在任何研究机构中，能集中思想是基本的好品行。如果一个人的头脑里刻画着一个死囚的牢房，他怎么能集中思想呢？到现在为止，仅仅是由于两个不认识的卡车驾驶员随便谈起在伯利斯顿附近的某一个未具体说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未被发现的罪行，他的神经便几乎24小时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他们谈到的那棵树不一定准是他的那棵树，那些骨头也不一定准是他杀死的那个人的骨头。可能是其他什么人过去犯的罪行到最近才暴露——现在可能正在全力追击，搜捕另一个目标。
真可惜，他思索着，他当时没有勇气加入那两个卡车驾驶员的谈话并加以引导，直到他弄清他想知道的细节。这样做是否明智？是的——如果他们提供的情况最终能消除他的恐惧。不明智——如果它证实了他最担心的恐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表示出的兴趣可能会引起疑心。那个在一起谈话的、爱抱怨的人可能会显示出一种危险的机灵。
“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先生？”如果他这样问。
他该怎么回答呢？他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愚蠢的、不能使人相信的话——甚至连这些话也可能引起麻烦。
“喔，我曾在那儿附近居住过。”
“现在还住在那儿吗？是不是在伯利斯顿附近，嗯？你记不记得有个女人在那个地区失踪了？或者你能说出谁还可能记得吗？或许你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吧，嗯？”
如果今天晚上这两个人又在小餐馆里，是不是最好不理睬他们，还是应该跟他们一起谈话并且使他们在谈话中讲出些什么来？他怎么也打不定主意。如果他是那种爱酗酒、爱吃喝玩乐的人，那么结论就很简单，和他们混在一起，买些啤酒，一边打着嗝儿，一边引导他们谈话。可是他不是那种人，他怀疑自己是否能装出那种完全不合他性格的样子来。
当他在转角处拐了个弯，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时，他正在考虑的事情都从他头脑里溜走了。他从警察身边走过去，拼命想装出一副随随便便、漠不关心的样子，甚至还无忧无虑地吹着口哨。
警察盯着他，双眼在帽舌下的阴影处闪闪发光。布兰森迈着安稳的步子向前走去，感到，或是自以为感到对方的眼光灼痛了他的后颈。他不知道他这样过分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是否引起了警察对他的注意，就同一个顽皮的孩子由于夸大了自己的无辜而暴露了自己一样。
他神经绷得紧紧的，他知道一声带有权威性的吼叫“嗨，你！”就会使他拔脚奔跑。他会越过街道，穿过车辆，沿着偏僻小巷发狂似的飞跑着，脚步声在他后面噼噼啪啪地响着，哨子狂吹，人们大声喊叫。他会跑啊，跑啊，跑啊，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来。然后，他们就会抓住他。
没有响起使他拔脚奔跑的喊叫声。来到下一个转角时，他忍不住向后面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警察还在那里，仍旧朝他的方向凝视着。拐弯后，布兰森停住身子，数到十，然后再往后面看了看。警察仍在老地方，不过他的注意力现在已转向了别处。
他出了一身汗，如释重负，不一会儿，来到了车站。他买了一份晚报，匆匆地在报纸上寻找任何与他有重要关系的消息，结果一条也没有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警方只是在认为适当时，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向记者发表声明的。而通常他们要到能说出罪犯的名字并要求报界协助搜捕时，才认为是适当的时机。
他要乘坐的那列火车轰隆轰隆地进了站，并把他带到了他要换车的车站。他下车来到小餐馆里，卡车驾驶员并不在那里。他不知道到底感到了宽慰还是感到了失望。唯一的另一位顾客是一个身材高大、脸无表情的人，他两脚分开，跨坐在一张高凳上，一脸厌烦的神色，凝视着柜台后面的那面镜子。
布兰森要了杯清咖啡，小口地喝着，过了一会儿，与那个大个儿的眼睛在镜子里对望了一下。在他看来，那个人似乎不是在随随便便地看他一眼，而是带着比通常更浓厚的兴趣观察着他。布兰森把眼光移开，过了一分钟，再转过去。那大个儿仍然在镜子里打量着他，而且并不试图隐瞒这一事实。
他有着一种十分傲慢的神气，似乎他习惯于盯着人家瞧，并公开向他们挑战，看他们是否敢作出什么反应。
一个铁路工人走进来，买了两份包装的三明治，然后拿着出去了。那大个儿仍然纹丝不动地坐在凳子上，好奇的眼光依然对着镜子。布兰森一边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呷着咖啡，一边强忍着不去看那面镜子，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不断地回到那面镜子上。每一次他转过去，都和那个人的目光相遇。
我得躲开这个小餐馆，他打定主意。我到这里来得太有规律了，也太长久了。如果你建立了一个从不打破的常规，追捕者就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他们只要顺着你自己定下的路子东嗅西嗅，就会在这端或那端抓住你。打破了常规，他们就不再知道你究竟在哪里了。
他们？他们是谁呢？当然指各种执法官员啰。那个体壮如牛、盯着他瞧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那是完全可能的。他可能是一个便衣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他，但是希望能使内疚像酵母那样发酵胀大，从而使他极度紧张不安，并以某种致命的方式把自己暴露出来。
哎，他可不打算暴露自己，不打算在他还保持头脑完全清醒的时候暴露自己。警方已经发现了一堆人骨，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处理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但不会得到他的任何帮助。就他而言，他将溜之大吉——因为生命是甜蜜的，即使思想上有着重大的负担。而死亡是充满着恐惧的，不管这死亡是多么理所当然。
他让没有喝完的咖啡留在那里，侧着身子离开凳子，向门口走去。那个大个儿转过身子，慢吞吞地站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从他的姿态看来，他似乎是那种只是为了闹着玩儿才让他的猎物先走一步的人，一个专职的追捕者对过分容易的捕获是不感兴趣的。
如果他的打算是要使布兰森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那样逃跑，那么这个打算并没有成功。尽管在逃避法律的游戏中，布兰森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可他不是呆子。他的智商很高，他正在试着应付的是一个对下等社会的成员极为熟悉、而对他来说却是十分陌生的局面。他愿意学习，而且正慢慢地、却是确实地在学习。刚才他在那个穿制服的警察面前表现出的一丝惊慌已经给了他一个教训：不要太迅速或太公开地作出反应。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逃亡者是谁都要追捕的。
他打定了主意，正确的掩护策略是：当一个人感到十分不正常时应该表现得正常；当一个人作出越轨行为时应该坚定不移地装成他是人类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他从未受过当演员的训练。但是非得这样做不可。
因此他在出去的时候，迫使自己同那个大个儿相互瞪了一眼。他来到车站，找到了自己乘坐的那列火车，然后登上最后面的一节车厢。他这样做有一个优点：通过最后面的窗子，他可以装着看报而注意车站的入口处。
他紧张地坐着，从报纸的顶端望出去，直到他看到那个大个儿登上更靠近前面一些的一节车厢里。
那就是他，布兰森，常坐的那节车厢，也就是康内利和法米洛现在或许就坐在那里的那节车厢。
为什么那个大个儿选中了那节车厢？这纯粹是巧合呢，还是他把赌注下在被追捕人的众所周知的习惯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当他发现布兰森不在车厢里时，他是很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的。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来，火车稍微震动了一下，车轮向前滚动，速度逐渐加快，火车在轨道上发出铿锵的声音，迅速地往前驶去。没有迹象表示那大个儿下了车。显然他仍在车上。如果他留在那里不动，不在布兰森的车站下车，那么一切将万事大吉。那一连串短促的事件将会证明：心怀鬼胎的人是对一只迷途的猫都会起疑的。
但是，如果他沿着火车的过道走来走去，或是进行监视，并且和布兰森一起下车……那情况就复杂了。
说不定眼下他已在跟康内利和法米洛说长道短了，狡猾地引导着他们按照他所需要的方式进行谈话，并设法弄到对讲话人是毫无意义的、而对听话人却是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做法极为巧妙，不会使对方起疑。或许他已获悉：这是几个月来布兰森第一个晚上没有和他俩一起乘车，昨天晚上他的态度不同寻常，他心事重重，局促不安，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给被追捕的人创造了另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按照常规办事，他就会被跟踪追击；跳出常规，他立即就会引人注意。完全按照通常的方式行事，别人就会顺着他选择的习惯途径追踪；离开原来的途径，他会不容易被人找到，但会更肯定地要受到追捕。
“无辜，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躲开我们？”也许，他们这样提问。
或者是，“我们不得不追捕你。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让我们去追捕。把事情说说清楚！”
然后他们就会从那里开始。
“你为什么杀了阿琳？”
“现在说吧，把有关阿琳的事情告诉我们……
阿琳——”
阿琳什么？火车轰隆隆地驶进车站，停下来。他机械地下了车，对自己所作的事情并不完全明白。他全神贯注地在思索被他杀害的人姓甚么，因此完全忘了去寻找那个大个儿。
“被我埋葬的那个女人的身分，我当然应该知道的啰？或许我的头脑已经糊涂，但不会糊涂到那种程度。她的姓准是留在我的脑海深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法把它拿出来。2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知道我曾拼命想把这一事件从记忆中抹去，把它看作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只是一场不吉利却又毫无意义的梦。但奇怪的是，我记不起她姓什么。”
阿琳？火车发出一声嘶鸣，然后向前移动。这时，那个大个儿的巨大身形出现了。布兰森穿过出口处，稳步地沿着邻近的那条路走着，有关她姓什么的问题迅速地从他的头脑中溜掉了。他听到就在他身后不远处那个人不慌不忙的脚步声，他感到冷嗖嗖的。
他在街角处拐弯，那个人也拐弯。他穿过街道，那个人也穿过街道，他来到他回家应走的那条路上，那个大个儿也跟了过来。
那个大个儿是知道了他的地址呢，还是在跟踪他以便找到他的地址？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布兰森不妨大胆地走回自己的家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这样做将会向对方提供他所需要的情况。
作出了决定后，他就径直走过家门，心里拼命地盼望两个孩子不要奔出来叫嚷，以免拆穿他想隐瞒的事实。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应该问一问：为什么盯梢的人会如此粗枝大叶地盯他的梢。
没有任何熟悉的身形使他径自向前走的策略有被拆穿的危险，直到年轻的吉米·林斯特龙在顶端的转角处走过来。布兰森立刻在一条小路处拐弯，从而避开了他。沉重的脚步声还是跟随着他。
在这条街道的另一端，一个警察懒洋洋地靠在街灯下。布兰森犹豫了一下，然后加快步子，来到警察面前说：“一个大个儿跟了我有一刻多钟了。
我感到讨厌。或许他看中了我的皮夹。”
“哪个家伙？”警察问着，顺着街道仔细地看了看。
布兰森回过头来。他控诉的对象已不见了。
“他就在我后面，一直跟到前一个转角处。我听到他拐弯的。”
警察建议说：“我们到那儿去看看。”
他陪着布兰森来到转角处，没有那个盯梢人的踪影。
“你肯定不是在胡乱猜想吗？”
“完全肯定。”布兰森说。
“那么他准是窜入一条小巷，或是走进一间屋子去了。”警察决断地说，“如果他确是走进了一间屋子，那么他跟随你是因为和你同路。”
“有可能。不过这里的人我多半都认识。而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那并不意味着什么。”警察嘲笑地说，“人们不断地在来来去去。如果我每一次看到一张新面孔都要紧张不安，那么我的头发在几年前就要白了。”他好奇地打量着布兰森，“你身边带了巨款还是什么的？”
“没有。”
“你住在哪里？”
“就在那里。”布兰森指着说。
“好吧，先生。你回家去，别着急。我会留神的。”
“谢谢！”布兰森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他往家里走去，心里在想他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对。说不定他还是在受到那个大个儿的监视，他只是因为警察的缘故而变得更谨慎了。确实，那个可疑的盯梢人或许只是一个刚到这个地方的无辜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
这种逃跑的玩意儿——至少是在心理上逃跑——就像是在下一盘以生命作赌注的超快棋。在这里或那里下错一步棋，就不可避免地准被将死。他似乎没法相信别的受通缉的人能几个月、甚至几年忍受这种情况，一直到他们去自首从而获得了心理上的解脱。
他第一次开始对他到底还能持续多久、以及他会如何促使那受欢迎的结局早日来到的问题作了思考。
多萝西带着妻子的关心说：“怎么啦，里奇，你的脸又红又热。在这么凉快的晚上，怎么会这样。”
他吻了她。“我正急着赶回来哪。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想走快一些。”
“急着赶回来？”她困惑地皱皱眉头，然后看了看钟。“可你比平时还迟了六七分钟。是不是火车误点了？”
他在脱口作出肯定的答复之前硬把它咽了回去。说假话是多容易啊——而被拆穿也是多容易啊。问题还是在不断堆积起来。现在他正面临着要不要欺骗自己妻子的考验。即使在这样的小事情上他也不能欺骗她，他也不愿欺骗她——或者说目前还不愿。
“不，亲爱的，我跟一个警察说了几句话，浪费了一点时间。”
“是吗，那也用不着像发疯似的奔回来啊。”
她用细长的手摸摸他的面颊，“里奇，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有关什么的实话？”
“有关你自己。你真的没有感到不舒服吗？”
“当然没有。我的身体棒得很。”
“没有一点儿头痛发热吗？”
“你到底为什么要问我这个？”他问道。
“你脸色发红，我已经告诉你了。而且你和平时不一样。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我都能觉察到。我和你一起生活已够长了。只要你闷闷不乐，我就会知道。”
“啊，别跟我唠叨了！”他怒冲冲地说，但马上后悔了，于是加了一句，“对不起，宝贝儿。今天一天我是够辛苦的。我要去冲洗一下，提提精神。”
他走进浴间，头脑里细心地思索着，他知道这一切过去都发生过。紧张不安地回到家里，多萝西提出棘手的问题，他避而不答，逃进浴间。事情可不能老是这样继续下去，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假定他能长期地消遥法外的话。但这恐怕不大可能。
他脱掉上身的衣服，检查了一下胳膊肘。上面仍有一个紫血块，摸上去有点硬，但不再感到痛了。头上的肿块已消去了好多。
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和家里人一起吃晚饭了。他们围坐在桌子旁，默不作声地吃着——这种情况过去是不常发生的——连小狗都闷闷不乐。屋子里笼罩着一种阴影，谁都能意识到，但谁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紧张的气氛变得叫人忍不住了。
他们用简短的话和同样简短的回答来打破沉默，但是这种谈话是勉强的和做作的。他们都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上床后，多萝西辗转不安地躺了大半个小时，先朝这边翻身，又向那边翻身，然后悄悄地问：“里奇，你醒着吗？”
“醒着。”他知道，如果他假装睡着，那是骗不了她的。
“休息一个星期不工作怎么样？”
“我的假期还没到呢。”
“你不能要求他们先给你一星期假期吗？”
“为什么？”
“你需要休息，那对你会有好处。”
“你听着——”他刚要发火，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就把怒火压下去。他结束了他的话，“明天看看情况再说。现在睡吧，好不好。已经够晚的了。”
她伸过手去，轻轻拍拍他的手。
吃早饭的时候，她又提出了这个话题：“抓紧休息一段时间，里奇。别人在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你为什么不呢？”
“可我没有不舒服啊！”
“必要的休息会使一切都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他问道。
“不休息就会发愁，休息了就没有什么可发愁的。”她说，“我知道你非常看重你的工作，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首先应该考虑健康。”
“从来没有人是做工作做死的。”
“杰夫·安德森就是这样跟他妻子说的，记得吗？”
他眉头一皱，说道：“杰夫的突然发病不一定是工作引起的。他的发病是避免不了的。”
“或许是避免不了的，”她承认，“但也能是可以避免的。”
“你指责我过分担心，可现在你担心得也不少呀！”他打趣地说。
“里奇，我们是夫妻。我们应该相互关心。如果我不关心，那么谁来关心呢？”
“好吧，”他离开桌子，找到了帽子和手提箱，在前门后边吻了她，“我会在火车上考虑这个问题的。”
说完后，他就走了。
他又忍了四天，在工作场所躲开那些好奇的和爱发牢骚的人，每天晚上和多萝西进行拖延战。第一个黄昏，那个大个儿又跟踪着他回家。另外三个黄昏，他改了路线从而摆脱了那个不受欢迎的跟踪者。由于每条路线都要长一些，都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因此回家总是晚了。那就意味着多萝西要提出更多的善意的问题，他也要作出更多的回避，从而更增加了她的不安。他看得出多萝西的担忧正与日俱增，而她也正竭尽全力地在隐瞒这一事实。
在工作场所，情况是十分糟糕的。尽管他全力装出一副完全正常的样子，但他性格上的微妙变化对于熟悉他的同事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思想上的突然失误造成了一些小错误，使他的同事们以轻蔑的眼光看待他。有几个人带着不同寻常的担心态度同他说话，说话的方式就仿佛是在关心病人或即将患病的人似的。
第四天是最糟糕的一天。一个高个子、目光锐利、手脚灵活的名叫里尔登的家伙出现在工厂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绿色区里闲荡，尤其是在布兰森工作地点附近的那些地方。布兰森的异乎寻常的敏感告诉他，那个新来的人是在监视他，尽管他没有一次能发现他在公开地那样做。如果没有最高当权者的支持，谁也不能在工厂里游荡，这就意味着这种窥探是得到官方批准的。
当然啰，过了长长的20年时间，追捕者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踪迹的，这难道会有疑问吗？是不是可能他们已经设法认出了罪犯，而在没有取得足够的证据之前把他置于经常的监视下？这件事使他的内心十分不安，因此他在中午休息时忍不住向波特谈起了这件事。
“那个里尔登是什么人？他好像不用做工作就能活下去。”
“我想是某种调查员吧。”
“是吗？估计他在调查谁或调查什么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波特说，显得不太在乎，“我见他来过这儿一次。大约在一年半以前。”
“他不在我们那个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他是在红色区里闲荡。”波特肯定地说，“所以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他是在亨德森离开后不久来到这里的。大家都认为他是来顶替亨德森的，但其实不是。他只是东游西荡地呆了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做，什么也没说，然后就回到他来的地方去了。或许他的工作就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里兜来兜去，看看有没有人在浪费时间掷骰子。或许华盛顿有人认为我们都会变成不可救药的掷骰子的赌鬼，除非有滴溜溜的眼睛不住地盯着我们。”
“某种调查员，”布兰森疑惑不定地说，“到处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着烟，什么话都不说。从来没有提过什么问题。”
“你要他提问题吗？”
“不！”
“那么你抱怨什么？”
“要是有什么爱打听的人在我背后盯着我，会让我坐立不安的。”
“我可不在乎。”波特说，“我没有做过亏心事。”
布兰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抿紧了嘴唇，谈话就到此结束。
他知道这样的日子再过一天，他也忍受不了——波特说的那种话扰得他的头脑慌乱不安；里尔登的目光老是在他周围，在回家的路上要躲避那个大个儿，而每天黄昏和晚上又要面对多萝西。他终于下了决心：是该休息一阵子了。
下班后，他径直走进了人事部门，找到马卡姆后就说：“我不愿意没有事先通知就来见你，可我想休息一星期，不领工资，从明天开始。”
“为什么要不领工资？”
“我不想用去假期的时间。”
马卡姆流露出同情的神色：“是家里出了事吗？孩子病了还是怎么的？”
“不，没有发生那种事。”他拼命思索，想找出一个听来有理的借口。看来好像他是命里注定下半辈子要不停地说假话，制造理由，寻找借口。
“是跟亲戚有些麻烦。我想出一次远门去看望他们，设法把问题解决掉。”
“这样做很不合规定。”马卡姆说。
“我知道。要不是情况紧急，我是不会提出来的。”
“我肯定你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的。”他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接到凯恩那里，和他简短地谈了谈。然后他对布兰森说：“凯恩没有意见，那就是说，莱德勒也不会有意见了。我这里没有问题。
你到下星期的明天来上班，是吗？”
“是的。”
“好吧，我会叫他们记在你卡上的。”
“多谢。十分感谢你。”
他走出去，正巧这时候里尔登走进来。他走过窗口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见到里尔登正在和马卡姆谈话。由于某种原因，他加快了步子。
一个偶尔相识的人碰巧和他同路，就用他那辆像患气喘病似的老爷车把他带了大半段路。这就使他又能躲开那大个儿并准时回到家里。或许运气就要转变了。他已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只要事情不再变得越来越糟，他考虑起问题来就可以好得多了。
家里人看到他的精神略有振作，都欣然作出反应。这表明他的忧郁心情肯定已使他们受了多大的影响！两个孩子高兴地喊叫，小狗在地毯上打转。
多萝西微笑着，看了看钟，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
“我要出门啦，宝贝！”
她停下来，手里拿着平底锅：“你意思是说你接受了我的建议，要去度假了？”
“当然不是。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去度假的，不会不带你和孩子们去的。那根本不是假期，是仅次于假期的好事情。”
“那么是什么呢？”
“我要去出差。就一个星期。这将大大地改换一下环境，还可以休息一会。”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个消息。你需要的正是这个。”她放下平底锅，用盖子盖上。“他们派你到哪里去，亲爱的？”
哪里？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作一个随便的回答。他头脑里所想的只是离开这里，离开工厂，到一个没有人跟踪、没有人提问题的地方，到一个临时藏身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坐下来，回顾一下他的困境，并试着拼凑出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来。
哪里？她在等待他的回答，并且意识到了他是在拖延。
“伯利斯顿。”他说，有点儿不顾一切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那个地方。那个可怕的名字是主动从他嘴里跳出来的。
“它在哪里？”。
“那是一个小地方，在中西部。”
“啊，是吗？为什么——”
他赶紧说下去，不让她再提出更多的问题。“我只在那里三、四天。我不打算乘飞机去。我准备坐火车，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欣尝这大好景色。十足的一个懒汉。”他勉强张开嘴笑了笑，并希望看来是真的在笑。“路上将十分无聊，只有我一个人。真巴不得你能一起去呢！”
“什么，让两个孩子自己管自己？或是把他们一起带走，一星期不上学？别说傻话啦！”她继续做厨房里的活儿，情绪显然好转了。“你要充分利用去伯利斯顿的这次旅行，里奇。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什么也不要担心。等你回来时，你就会非常健康了。”
“是的，医生。”他说，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
回来又怎么样呢？他只能回到那条危险的路子上去。显然，想跳出那条路子只是浪费时间，除非他能—直呆在外面。
因此，在下一个星期里，他必须——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个地方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在那里，没有眼睛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没有人在他后面跟踪。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把多萝西和两个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家里带走，送到另一个家里，要做得突然，不留任何痕迹。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把迄今为止对多萝西隐瞒的事都告诉她，但这要等其他问题都解决后——如果有可能找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法的话。
另一种办法就是抛弃他的家庭，从而使搜寻的人无从跟他接触。
他不能那样做，尽管保住家庭要担风险。但是他决不会那样做，除非为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所迫。
判处死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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