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十四个秀英





  太沉重了,我简直无力掀开它的扉页。这是三十万死难者的灵与肉,这是过去了的岁月!

  一千多位老南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和见闻。每一位证人的干仇万恨,都浓缩在一页铅印的表格上。我久久地翻阅着这一千七百多张表格汇集成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花名册》。每翻动一页,我的心就一阵悸动。

  这是一本黑笔书写的史册。黑色的字里行间,开放着几朵秀美的花——

  李秀英、刘秀英、马秀英? .

  我草草数了数,发现有十四个秀英:

  徐秀英 女 棉鞋营44 号 父亲被日军杀害,弟弟被日军电触死。

  金秀英 女 红庙21 号 重要目睹者。

  卜秀英 女 卫巷18 号 重要目睹者。

  马秀英 女 新巷14 号 丈夫及夫哥被日军杀害,婆母和母亲急死。

  刘秀英 女 鸡鹅巷37 号 表姐被日军强奸,夫妻被逼自尽。

  蒲秀英 女 太平门农场巷146 号 丈夫被日军杀害。

  时秀英 女 军械局25 号 大夫被日军杀害。

  方秀英 女 裕德里24 号 哥哥被日军杀害。

  王秀英 女 武学园37 号 父亲和哥哥被日本兵杀害。

  王秀英 女 火瓦巷12 号 大夫被日军杀害,房子被日军烧毁。

  季秀英 女 汇文里56 号 父母及姑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 女 外关头东街10 号 父亲和伯父被日本兵杀害。

  李秀英 女 侯家桥78 号 姨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 女 鱼市街卫巷28 号 因抗拒日军强奸被刺三十余刀。

  两个王秀英。三个李秀英。这是巧合吗?

  秀英——秀美的花。可惜她们生不逢时,她们被摧残而凋零了!

  我要寻找她们。

  徐秀英——

  她退休了,浅灰色外衣的左臂上戴着一个“治安执勤”的红袖章在小巷子中巡逻。远远望去,她花白的头发像一片淡淡的云彩在飘动,颧骨突出的方脸上显得憔悴和疲惫,这是一位苦难深重的老人。

  她生下来就受苦。瘦精精的父亲挑一副剃头担子,母亲是家庭妇女,弟妹五个,她是老大,四五岁就跟着外婆拾煤核、捡垃圾。

  日本兵进南京那年,她十五岁。父亲挑着担子,她扛着破被子烂棉絮,母亲拖带着弟妹到了五台山难民区。租房没有钱,父亲在佐佐营的坟堆上用破芦席搭了一个滚地龙,一家大小都滚在破棉絮中。

  包谷面吃完了,一家人正揭不开锅,日本兵来了,父亲连忙爬到芦席外面装出笑脸。他听不懂日本话,就哆哆嗦嗦地从破长衫的怀里摸出一包老刀牌香烟递过去,日本人不要,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他木然地站着,脸上仍然强装出笑容。日本人拿了一盒烟走了,他喘了一口气,妻子徐陈氏在地笼子里听到日军的皮靴声远了,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殿成,进来吧。”

  “不能进,外面没有人招呼,日本老爷发起脾气来,全家都要遭灾!”

  徐殿成是个老实人。他十二岁从淮安来南京学理发,三十年来像个女人似的大天低头进,低头出,从没跟人红过脸。他在滚地龙前呆呆地站着,冷得腿直打颤。突然,走到岔路口的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回头来叫他,他看见他们用手招他过去,他朝芦席棚内说了一句:“我去一下。”

  秀英探出头来,穿蓝棉衣、灰棉裤的父亲光着个头跑过去了,两个日本兵带着父亲朝汉中路汽车站边走了,她一直望到拐了弯,父亲瘦高个的身影看不见了,才把头缩进芦席棚。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他挑过的这副剃头担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徐秀英说:“那两个日本兵良心不好,肯定把我父亲弄死了,我舅爷的儿子那年二十多岁,也被日本兵拖去了,他碰见了一个良心好的太君,放他回家了。”

  徐秀英一连失去了两个亲人。父亲走后,他们靠拾垃圾换几个钱活命。有一天上午,叫陈文中的一个小伙伴急匆匆地跑来,“不好了!不好了!来发电死了!”

  秀英吃了一惊,她连忙拉着母亲来到成贤街毗卢寺后面的一条小街上。十三岁的大弟弟来发仰天躺在院内的草地上,他睁一眼闭一眼,头上和左脚上有像火钳烙过的紫黑色的伤痕。捡垃圾的那只竹腰箩靠在身边。陈文中说:“我们四个小孩走到这里时,鬼子在门口用手招我们进来,进来后都赶到草地上,草地上有电线,来发踩着了,他叫了几声。鬼子哈哈笑!”

  破门板上躺着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少年。他是被日军用电触死的。他明亮的大眼睛还睁着一只,他愤怒地看着这个世界。

  金秀英——

  推开双扇旧木门,迎出来一位戴一副紫色秀即架眼镜的老太太,花白的齐耳短发纹丝不乱,虽然七十三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识字,有点知识妇女的气质和风度。

  她接过我递上去的介绍信看了看,在藤椅上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搜索脑海中久远的记忆。

  想不到,她的丈夫马六当时是抬棺材埋死人的。”我也是苦出身!”她说。

  她当时住在豆菜桥难民区,和哥哥嫂嫂一家共十一口人住一间厢房。那里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说,女子大学里面有个大地洞,好多中央军换了衣服躲在里面,被日本兵打死了不少。有一天,金秀英听人说,水井边一个中国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挖掉了眼睛。她跟着几个人跑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军衣的小个子士兵在地上哇哇直叫,两个眼睛血淋淋的,他的两手在地上爬着摸着,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

  金秀英哭了。她看见他的带血的两只眼球像两个血丸子似的落在井边的石板上。她心疼死了。前几天的上午,她看见日本兵的两辆卡车开进金陵女子大学,拉走了一百多个男人。不到半小时,阴阳营后面的空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她的刚刚结婚的表哥也是被日本兵的机枪扫死的,表哥姓梁,是赶马车的,她的表嫂一直守寡,直到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谈起那一段岁月,她毛骨悚然。那年她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她却披着散发,脸上抹着黑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她几次险落虎口!一天下午,金秀英正在院内洗衣服,被巡逻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房东姚老头说:“他们晚上要来。”半夜里,兽兵果真来了,他门在外面嘭嘭地敲门:“花姑娘,花姑娘!”“没有。”抬棺材的大夫说。

  几支长长的手电在床上和角落里乱照。金秀英直挺挺地躺在后房的芦席上装死人。她脸上盖了一张黄草纸,身上是一条白布床单。一支手电光射过来。“这个,里面有的!”随着这句生硬的中国话,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金秀英脸上的黄草纸。

  “哎呀!我妈啊!”她一手打掉手电,跳起来就朝外跑。熟门熟路的金秀英一口气跑到金陵女子大学躲了起来。她拐了两条巷子才甩掉日本乓,她听见日本兵在后面大声叫:“花姑娘!花姑娘!”

  马秀英——

  一张南京市区交通图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引导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是这里!

  她坐在门口补衣服。这是一位瘦削而整洁的老人,蓝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衣,花白的发髻结实而光亮。满脸的皱纹似一湖破春风吹动的微波。她七十九岁了、儿孙绕膝,身板硬朗。可有谁知道她心中难以平复的创伤!

  冬月十四这一天,对于马秀英来说,是一个流血流泪的日子!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早晨,日本兵闯到阴阳营难民区来突击搜捕中央军。马秀英住的是平房,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抓来的人都集中在对面的空地上。有一对夫妻也跪在地上,女的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突然,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朝女的怀里一挑,不满一岁的小孩在刺刀尖上疼得手抓脚蹬,厉声哭叫!日本兵哈哈大笑!

  母亲昏倒了。马秀英蒙住了双眼。她不敢看这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到了下午,人更多了。她担心儿子和丈夫会不会出事?上午,丈夫金德泉和儿子金同和一起回下浮桥的老家去取点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叫二哥去找一找,儿子找回来了,可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

  她眼前一黑。从窗户里望出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穿黑绸长褂子的人,难道是他?她定睛看了一会,是他!高高的身材,没戴帽子,灰棉裤,四尺一寸长的棉袍子!

  他跪着。他与她隔两丈多点的距离。他两眼直盯着这扇窗户,他似乎想叫,可他不敢,他太老实了。他没有兄弟,不抽烟,不喝酒,只知道在民月戏园里干杂七杂八的事情。

  下午四点多的样子,跪着的人都两个一排站好队后押走了。押到哪里去了呢?她要找。他和她同岁。丈夫是她的靠山。丈夫是老公公六十岁时才生下的一个儿子,就是尸体,她也要背回来!

  没有找到。当夜她做了一个梦。她说:“德泉来托梦了,他穿着黑绸褂子,他叫我认他的手指,他的大拇指上有血!”

  第二天,第三天,她化装成老太太的模样,手里拿一根竹棍,路上、塘边、池里的尸体,她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看,可都没有!她急得昏过去了!

  这成了她的老毛病。一直到现在,天一热、气压低一些,她就犯病,就会昏过去。

  刘秀英——

  她买菜去了,我在院子里等她。我有点担心,不知她愿意不愿意采访?因为我要了解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般来说,都是极不愿意声张的。

  她挎着只菜篮子摇摆着宽大的白布大襟衬衫回来了。这是位开朗、乐观、直爽又热情的老大娘。提起往事,她细细的眼缝中滚落下一串串的泪水,她只会用一句话来发泄仇恨:“他们不讲理呀,他们不讲理啊!”

  那年她十八岁,春天结的婚,冬天就有了收获。日本兵进城时,她挺着个大肚子住在四牌楼的家中,丈夫是修自行车的。她和表姐住在一起,表姐夫是拉黄包车的。

  那天上午,男人们到难民区去联系住房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子。刘秀英脸上涂着锅灰挺着大肚子坐在家门口,她两手生疥子疮流着脓水。她像一尊金刚似的把着门。

  咕笃咕笃的皮鞋声朝这边走来了。三个背着长枪的日本兵走到刘秀英面前站住了。她朝他们翻了一下大眼睛,伸出一双流黄水的手给日本兵看了看。日本兵连忙用手捂住鼻子。走在前面的一个日军朝门里张望了一下,一把把刘秀英推倒,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屋。

  表姐在屋里,文文静静的。她爱干净,她不愿抹一脸的锅灰。日本兵像老四抓小鸡似的把她拖到秀英的床上,一个接一个地又撕又咬。她无力反抗,她一声接一声地叫喊着。刘秀英在门口听着表姐的叫声,又气又急。她没有办法救她,她不敢进去也不能进去看这种悲惨的场面。

  三头野兽疯狂一阵走了。表姐浑身无力,她扶着她坐起来。她双手掩面呜呜地哭泣,刘秀英用手绢帮她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一边骂着畜生,一边好言相劝。

  到吃晚饭的时候,表姐的眼圈还红肿着。她皱着眉头悄悄地问刘秀英,“妹妹,我小肚子疼,下身都是血,怎么办呢?”

  刘秀英帮她洗了洗,又换了一条带子。

  第二天早饭后,刘秀英见表姐还没有起来,就去敲门。一推门,她怔住了:表姐死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吃了好多安眠药安眠了!

  拉黄包车的表姐夫找了一张破芦席卷了卷,把妻子埋到太平门外的迈皋桥,他咽不下这口气,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还活着干什么呢?一个月后,他也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随着妻子一起到天国中去了。他们同仇共恨,他们埋在一起。

  卜秀英——

  我找到了卫巷十八号门牌。我来迟了,我见不到卜秀英老大娘了。一位三十多岁的邻居告诉我,她刚刚去世!

  这是一个灰砖的墙门。墙门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好几个人围着我,向我介绍卜秀英老大娘的情况:

  “她老头早死了,她吃过很多苦。”

  “她活着的时候坐在墙门口,经常对我们说:‘日本兵杀人真厉害,像杀猪,把人一捆,一刀捅死了!’”

  王秀英——

  她生病了。病很重,送进了医院。

  季秀英——

  我找了好几遍,找不到汇文里五十六号。有人告诉我:“城市改建,这里拆迁了。”

  三个李秀英中的一个——

  她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她没有死。她咬得日本兵哇哇地叫。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她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缺少的东西。

  她并不高大,但刚毅而豁达。她给我看身上的一处处伤疤:当时我十九岁,肚子里有七个月的小孩,三月份结的婚啊!我们原在上海川沙,八·一三以后回南京来的,老头是部队的无线电报务员,国民党一一八师参谋处的报务员。你别看他长得比我高大,他没有用,他打不过我。淞沪抗战,我跟他在一起。后来撤退了,他同部队撤到河南,我家在南京,就回南京了。

  我母亲死得早,我跟父亲过。父亲大个子,瘦瘦的,他在汉中门里稽查处当稽查员,他不识字。我父亲山东人,山东郓城人,他会武术,打行意拳打得好,我跟他学过。我体质好,力气大,脾气坏,像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是梁山好汉李逵的后代!

  提起日本兵我气死了!我们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小学的地下室里,里外两间,五六十个人,外面住男人,里面住妇女。十八日那大,日本兵抓了好些男人去。大家都怕,说男人抓去就打死,女人抓去要轮奸。第二天上午,我刚吃过稀饭,就进来了好些日本乓,一个一个地拉着出去。我们里间拉走了好儿个妇女。日本兵来拉我了,我不去!我一头撞墙了!撞在右额上。我昏过去了!

  父亲当时在难民区维持秩序。他喊啊,叫啊,总算把我叫醒了。我一摸短发上额头上都是血。宁可死我也不能受日本人的污辱!

  我躺在行军床上。我们里间住十多个妇女。里间有一个窗,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上,中饭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先把男人赶走,一人一个,两个日本兵拉走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那个日本兵过来了,他腰上挂着刀,嘴里叫着“姑娘,姑娘!”一边叫一边动手来解我旗袍上的扣子。我躺着的,我一气,就在他靠过来的时候,伸手去抓他裤裆里的东西,可抓不着、他弯下了腰。我想夺刀、我猛的从床上跳起来,一个鱼跃,抓住了他腰上的刺刀柄,我一拔,还没有拔出来,日本兵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死死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夺刀。我用头撞他,还用牙咬他的手,日本兵疼得“啊!啊”地大吼。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叫声跑来了,我连忙占领墙角,一手还死死抓住日本兵的衣服不放,两人扭打在一起。那时我劲大呀!豁出去了!那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身上乱刺,我气啊!我没得知觉了,脸上、耳朵边、鼻子、眼睛、嘴上、腿上都刺了,我咬着牙,像刺在木头上一样!大腿上刺得最多。我不像人了,我玩命了!嘴上很多血,我一口一口地往日本兵身上吐!后来“噗”的一刀刺进我的小肚子,刺透了棉袍和卫生裤,我倒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睁开眼一看,我躺在木板上,父亲一声声地叫着:“秀英!秀英!”几个人抬着我。原来他们以为我死了,已经挖好了土坑,要把我抬去埋掉!

  冷风一吹,我气缓过来了,嘴上的血呼噜呼噜响。我清醒了。我的小孩流产了。父亲一看我又活了,就把我送到鼓楼医院。一个美国医生给我缝的伤口,他说:“一共有三十七刀!”

  那时,我的头肿得有斗大,头发上粘满血都直起来了,吃饭喝水都从鼻孔中流走了,嘴唇缺了一块!牙齿也全掉了,喏!你看,我的牙全是假的!我动手术的时候,有美国人给我照相,拍电影。那个人叫梅奇,大高个,瘦瘦的,会讲中国话。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东京国际法庭上放过这个电影,伍长德去当证人时看过的,他回来给我讲:“美国人给你拍的电影在法庭上放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片中也有这个镜头。现在日本人、香港人经常来访问我,也给我拍镜头,过几天又有一批日本人来,要我去座谈,你去不去?

  “去!一定去!”我说。

  1986 年3 月19 日下午,“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的一百多个男女老少来到了南京,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部分遇难者掩埋尸骨的现场!太阳帽、披肩发、花裙子和金丝边的眼镜全都失去了光彩!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摄像机在不停地摇动和旋转:白骨累累、累累白骨。短的、长的、大的、小的,那个和拳头差不多大的头骨是一个孩子的生命!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肋骨,军刀劈破了的头骨!层层叠叠!

  鞠躬。默哀。合掌。哭泣。

  一百多个人用青丝、白发、童颜、花裙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了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幸存者和受害者们也来了。刘水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悲哀的诉说,平静的叙述,激愤的控诉,通过女翻译富有感情的表情和声音,在大和民族的心里激起了波澜!

  日本妇女李秀清握着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声泪俱下:“那年我十六岁,我还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场面,我心中很难过。这是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她用手捂着嘴,想尽力不哭出声来。蓝方格衬衣的双肩随着一声声抽泣而一阵阵颤抖。她叫片平裕香:“我一直在日本生活,一直不知道日本做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

  一位十八岁的日本小伙子也哭了:“中国人民遭到了日本的祸害。今天我见到了事变的幸存者,深感对不起你们,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擦着眼泪,轻声地问坐在她身旁的李秀英:“你们恨日本人吗?”

  像引燃了一堆干柴,李秀英站了起来:“恨!当然恨!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我流了多少血!血的教训,能忘记吗?”

  她指着一处处的伤痕给他们看。“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放火,当然要抵抗!”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

  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握住了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四方盒子。

  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在嚓、嚓、嚓地走动。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李秀英高高举着它,像举着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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