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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学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鼓楼岗下富丽而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热情地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亨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以后，他担心南京陷于战乱，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帅、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七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雷伯哈哈大笑，这位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滞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女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
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为了人道
大胖子雷伯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都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了。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埋的埋、烧的烧，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了，偏偏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了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了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了。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一百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了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了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大，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雷伯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是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我是泥瓦匠，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悼。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我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 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放我走了。不会立正的好几个人都放走了。
“旗子东倒西歪也没有用了，不管它了。又叫我砌炉灶，给难民们烧稀饭。杂工嘛，杂七杂八的事都干。开始那个大胖子德国人叫我们把马路上的枪和军衣、皮带、子弹都收起来，背到山西路菜场对面，枪和子弹丢到塘里面，皮带和军衣堆在空地上放火烧。大胖子看我这个大个子干得挺卖力，说我‘好！’
“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了，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于？’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
“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爪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烧了一阵黄烟，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休戚与共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坡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都住了二三十个人，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十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二十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施行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五号这座林园式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约翰·梅奇、H·D·雷伯、O·M·汉森、S·C·史密斯、P·R·希尔兹、查尔斯·李格斯、爱德华·史波林等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的暴行。我在这里向读者描述的关于安全区的情形，部分资料就来源于档案上的记载：“约翰·梅奇牧师记录了该城城南一个十三口之家的遭遇。12 月13 日至14 日，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人被日本士兵杀死，妇女们也被他们奸污，两个幸存的小孩诉说了这个事实。”
“12 月14 日晚，发生多起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或将她们掳走。这类事件在该地区引起了恐慌。昨天，有几百名妇女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所以，三位美国人留在学院保护院子里的三千名妇女和儿童。”
“12 月15 日，日本人闯入汉口路中国人的住宅，强奸了一位年轻的妻子、掳走三名妇女。两位丈夫追赶时，遭到这些士兵的枪击。”
“12 月15 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二区的六名街道清洁工，在鼓楼家中被杀害，一人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杀害他们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是我们的雇员。”
“12 月15 日，一位被刺刀刺伤的人来到金陵大学医院。他报告说，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从安全区带走，运送弹药到下关。到下关后，全挨了日本人的刺刀，他幸而未被刺死。”
“12 月15 日，一名男子住进金陵大学医院。他带他六十岁的叔叔往安全区去时，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他叔叔，他也受了伤。”
“12 月15 日晚上，许多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宿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的妇女被六人轮奸。”
“12 月19 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医院，当麦卡勒姆医生和特里默院长叫他离开时，他开了枪，子弹从麦卡勒姆医生身边飞过去。”
“12 月19 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贝德士博士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那里的难民好几天前就被日本人赶走了，日本人抢完后在三楼放火。贝德士试图把火扑灭，但是太迟了，整个楼烧完了。”
“12 月19 日晚六点，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史密斯博士赶到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宿舍，四个日本兵在强奸躲在地下室里的妇女。他们赶走日本兵后，把所有妇女和儿童送到金陵大学主楼，那天晚上，日本领事馆将派兵驻守。”
记述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档案文件很多很多。这是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耻辱，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热心于人类正义事业的人们自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荣和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一千多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三十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悄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三百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下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二十七个中国人！
李格斯教授会开汽车，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他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了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门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饭碗。
李格斯的汽车开到司法院的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的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进院子。麦加伦牧师也在，他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一个矮个子军官解释。
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逼李格斯离开。美国人李格斯不走，他还是不厌其烦他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三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美国教授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六十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三十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四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生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十五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四个日本兵，两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卐臂章。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他显得很激动。他经受过当奴隶的屈辱。
华小姐——沃特琳
被南京难民叫做“华小姐”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这段史料的时候，许多老人还念念不忘地赞颂她和怀念她。她是当时南京女同胞的保护神。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妇女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给苦难的同胞带来生的希望。
绿洲上的羊群自然是饿狼般的兽兵掠夺和充饥的对象。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四千人。后来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七千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金发碧眼的沃特琳教授，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时来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七年后至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受过她保护的金秀英、邵素珍、张镜轩等大娘向我描述了她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常常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不让无关的人员进来，有人说她腰上插着手枪。
她的学识、志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个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校门。华群先是说理，后是阻挡。文明的教授哪里挡得住野蛮的日军？兽兵们得到了疯狂的满足。华群两眼泪汪汪，她只有报告和抗议！
一天上午，六个日军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了校园，她立即赶去抗议，被凶狠的兽兵打了几个耳光。她不屈。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兵，华群小姐发动妇女们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七十三岁的金秀英对我说：“那天我认了三个，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大兄弟，还有一个叫侄子，日本人‘吐噜’一声，就放他们走了，那三个人朝我作揖。我说，快走！快走！”
女子文理学院是兽兵像兽类那样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又像猛虎般地发泄兽性！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劫妇女。华群手握着星等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车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怒吼着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十二月十七日，是星期五。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十五的月亮惨白地映照着飞檐彩绘的校门，二十几个妇女已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了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十二名姑娘。她们秀发蓬乱，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花一样青春的脸色惨白了。
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本来的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愁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
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爱美的天性诱惑了她们。有一天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缎绿绸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姑娘们你看看我笑，我逗着你乐，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了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了校园。华小姐赶来了，她一见十多个姑娘这一身美丽的打扮，馋猫似的鬼子嬉笑着。她气得流出了眼泪：“你们不听话！你们出去，都出去！”
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了虎口！华小姐哭了。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也许这些姑娘被人误会了，也许华小姐为自己激愤的情感后悔了，她是一位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着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一把把的糖果。像见了鱼的猫，无知的女性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捡？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夫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刚毅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已经七十多岁的张镜轩老大娘告诉我：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十四岁的小孩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己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往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破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了。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
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4 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卜打了一个大侗，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沂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栓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歧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我们各人有困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歧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二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请问你是朱先生？”
那位戴黑框眼镜的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思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妾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装死！骗钱！走。’”
朱寿义心软，他难过地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
刘云海点了点头，朱寿义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悦：“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
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发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桶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情：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走吧，快走吧！日本人发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
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
圣诞之歌
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
这是西方人的节日。这是他们心中的上帝诞生的日子。上帝是神圣的，他给世界带来慈善、安宁、幸福与和平。他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的罪恶，他心甘情愿地替别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前的一天，费吴生和费太太就忙开了。他们在准备圣餐。圣餐要有饼和酒，这是耶稣受难前与门徒吃的晚餐。这是上帝的身体和血。吃了圣餐，人类会赎去原罪。人间的原罪太多了。南京在流血、在呻吟、在死亡。这是犹大们干的，这是罪恶。主啊，救救这些人吧！
中午，德国卡罗威治公司的代表克鲁治、史波林和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德利谟博士都来了。午餐不太丰盛，只有炸牛排和烤白薯。味道都不错，牛排很香，白薯很甜。可惜，雷伯没有来。他走不开，小桃源他的家里躲避了三百多个妇女和老人。日本兵时常来抢劫和污辱妇女。昨天还从隔壁的围墙上翻过来。正好被雷伯撞见，靠了那面国社党黑卐字的旗子才把他们吓走。
雷伯气极了，他不许爬进墙来的日军从他的大门出去。他要日本兵仍然爬墙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大胖子雷伯指指自己胸前戴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军明白不明白这勋章的意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日本兵都望而生畏。
晚上，他来了。他是走来的。因为雷伯又驱赶了几次日本人，所以晚了些时光。这位难民区最大的长者，他开朗而乐观，也很严厉，但人们都很尊敬他。他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紫红色的领带给他减去了白发和皱纹。他带来了礼品，给每人送了一本精致的羊皮面子的西门子公司的日记本。
威尔逊医生弹起了钢琴。悠扬的琴声使人们忘却了外面不愉快和不安定的事情。这是节奏舒缓的《圣夜静歌》。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和着琴声放开了歌喉：
圣夜清，圣夜静，
明星灿烂天地宁。
水寂山眠万籁无声，
祥云缭绕，拥着伯利恒。
客店马槽，诞生天婴。
阿门！
圣夜清，圣夜静，
救主耶稣今降生。
博爱、牺牲、公义、和平，
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
恩光辉耀，照彻乾坤。
阿门！
一曲唱完，大家高兴地鼓掌。威尔逊激动地又奏了一曲《圣诞佳音歌》：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
先向田间贫苦牧人，
牧人正当看守羊群，
严冬方冷，长夜已深。
欢欣，欢欣，欢欣，欢欣，
天国君王今日降生。
阿门！
耶稣降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光像一个金球在天空照耀，天气好极了。这一天，街上似乎也安宁了一些。
今天，费吴生邀请了几个女士来他的家中欢聚，明尼·沃特琳教授来了，她是和她的同事、中国讲师吴女士一起来的。金陵大学医院的鲍尔女士也来了。还有史密斯和李格斯教授，他们说好了也要来的，可已经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已经不通了，十三日起中断了服务。
他们可能有事。不等了，吃吧。中午吃烧鹅，鹅很肥，火候又好，红通通的烤鹅很脆也很香。费太太陪着女士们喝了点葡萄酒，费吴生劝女士们多吃点，她们都很兴奋。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餐饭了，她们都在各人负责的收容所里和难民们一起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正当大家在品评烤鹅味道很鲜美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
怀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
“走！”费吴生放下叉子，沃特琳教授和鲍尔女士也一起跟他出去了。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他们一处又一处地驱逐和抗议。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的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是日本占领军的暴行造成的。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活下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受伤后装死，然后逃到了医院）：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也有很多人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死里逃生，不过受了一两处伤。他们躺在同伴们的尸体下，从白天躺到晚上，然后逃到医院或朋友那里，全靠日本兵的疏忽拣了一条命。”
李格斯教授这天遇到了麻烦。他遭到了日军稽查官的抢劫和污辱。当费先生和女士们正在品尝烤鹅鲜美的滋味时，他气呼呼地来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博士的住宅，向他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要求向日军提出抗议。史密斯博士也愤慨了，他叫李格斯再说一遍，他用钢笔当即写了一封向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李格斯先生在汉口路二十九号发现一些日本兵，并听到一位妇女哭叫。这位年纪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妇女用顿足和打手势示意要李格斯先生过去。一个日本兵正拽着她，其余的士兵则在房子里。她抓着李格斯的手。其余的日本兵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跑了，只留下李格斯和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时被日本兵抓住的。她丈夫四天前就被抓走了，至今还没回来。她要求李格斯先生护送她回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营。李格斯先生就护送她由汉口路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他们遇到一名稽查宫，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个稽查官将李格斯先生的手从口袋里拽了出来，扒下他的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李格斯把手放回口袋里，稽查宫又重击他的手。他问李格斯是谁，但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稽查官就在李格斯的胸前猛击一拳。李格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下激怒了该官员。他向李格斯要通行证，但是李格斯忘记带了，他问李格斯在干什么。李格斯说正在送这位妇女回家。稽查官又给了李格斯一下。李格斯想看看这个稽查官戴的是什么臂章，他却给了李格斯一记耳光。稽查官指指地下，抢走了李格斯的帽子。李格斯猜想这是要自己给他磕头。李格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解释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因为她害怕。该官员命今士兵走到李格斯两旁用枪对着他。翻译解释说，该官员要给他鞠躬。李格斯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人。该官员最后要李格斯先生回家去。
这位妇女看到李格斯受到这样的对待，吓得朝汉口路自己跑了。李格斯先生说，他没有招惹这位官员，只不过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而这位妇女是在他前面走，中间隔一段距离。我们希望日军士兵的秩序和纪律能很快得到恢复，使外国人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不再为会受到骚扰而担心。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字）刘易斯·C·史密斯
（Lewiss·c·smyths）
于南京平仓巷三号
1937 年12 月25 日
一件一件的不愉快的事件使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大为遗憾。晚餐后，雷伯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委员们请到他的家里，没有电，只好点蜡烛和煤油灯。今晚，他在大厅中装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圣诞树是德国人发明的。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墙上还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类和漂亮而珍贵的皮毛。六十多岁的胖老头雷伯穿上了红色大袍，嘴边还粘上了棉花，扮成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给每个人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是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
望着这个徽章，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都停止了欢笑。雷伯第一个在自己的贺年片上签名，杭立武博士因押运文物去重庆了。二十二个委员一个一个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人道，为了博爱，为了正义，为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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