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淞沪会战的意义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岛国，为了实现其征服亚洲并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先吞并中国，以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作为其武力扩张的物质基础，这成为日本的“根本国策”。但由于中国地广人众，列强利益又交错其间，以日本的军事实力还难以完全以军事占领的方式灭亡中国，所以在侵略中国的手段和步骤上是逐步“蚕食”还是一举“鲸吞”，争论激烈。前者的主张在日本统治集团中略占上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后，第二步战略企图就是侵占中国华北诸省。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在四相会议上提出的外交政策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为实现这一企图，日本参谋本部在同年11月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确定了对华作战的初期目标为攻占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地区。其“用兵纲要”规定：对华北方面，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所属部队外，还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及朝鲜司令官派遣的部队，以及从国内派来的部队”，“以主力沿平汉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各要地”；以一部兵力“在青岛或其他地点登陆，击溃敌人并占领山东省各要地”。“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敏，在最短时期内给以闪电般打击”。对华东方面，虽然也制定了陆军协助海军“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的目标和计划，但由于当时日本对“大陆政策”的主要假想敌苏联怀有极大的顾虑，惟恐在“对苏关系紧张时，这样用兵难以将兵力向北方转用”，所以规定非到不得已时不向华中方向派遣陆军，将战场限于华北地区，仅以海军确保上海这一“作战基地”。从上述日军的战略构想来看，日军侵华作战的重心在于华北，它企图集中主要兵力速战速决，达到占领华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 　　1937年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认为只要击破华北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就会像其占领东北三省时一样，作为局部问题默认既成事实。但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当天即向中外宣告：“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战。”日军既已发动侵华战争，而中国又已决定全面抗战，为了保卫上海、拱卫首都和守卫长江，中国主动而有计划地清除长江内的日本军舰和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开辟淞沪战场，向侵占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淞沪战场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其本不愿意使用陆军的战略方向上增派陆军。随着战况的发展，其陆军兵力不断增加，并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不仅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战场，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局部战争侵占华北并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陷于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日本是进攻的一方，但在战略上却已在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淞沪会战的结果，在战役上中国军队是失败者，但在战略上日本军队是失败者。 　　从政治上看，淞沪会战获得了全中国各界民众和各党各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援，使中国达到空前的团结，振奋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并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为全面、持久抗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淞沪会战给国内外持“三月灭亡中国”和“抗战必亡”观点的人们以沉重打击，使日本陆、海、空军遭到从卢沟桥事变开战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损失。同时，淞沪会战也为沿海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不怕牺牲，顽强战斗，其革命精神和英勇业绩永远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二) 会战失败的原因 　　1. 作战指导上的失误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消耗战”。陈诚在1946年10月撰写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曾阐明策定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理由。他说：“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化陆海空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这一战略指导方针，从战争全局看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的。但在如何达到这一战略要求的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作战指导。淞沪会战采取的是专守防御，实质上是消极防御。蒋介石就曾说过：“在湘北战争(指第一次长沙会议)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88〕战略与战役指导上的单纯防御，导致“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并对以后战局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 　　(1) 死守阵地，硬拼消耗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统帅部将战略上的持久寄托于战役上的持久，将消耗敌人建立在消耗自己的基础上，因而把阵地防御看做是抗战的基本作战形式。早在战前，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及尔后对日作战的战法时就认为“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和“固守不退”是“救国的要诀”。抗战开始后更是一再强调。如1937年8月8日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中说：“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定可取得最后胜利。”8月18日，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说：“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惟一要诀。”淞沪会战开始后，9月12日，蒋介石在致冯玉祥的电报中说：“我军如不自动撤退，则敌军决不敢深入我军阵地，更无击退我军之勇气……只要我军官兵固守其原阵地……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必须在阵地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则最后胜利，必归于我也。”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指导下，中国军人在宝山、罗店、大场、蕴藻浜、苏州河等各次战斗中，都是在固定战线上同敌人进行单纯的阵地抗击战。日军在淞沪地区可充分发挥其陆、海、空的联合威力，所以其火力强度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主要靠近战武器，且其杀伤力又低于日军，所以双方在阵地对抗时中国军队在日军优势火力下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伤亡极大。如罗卓英在《作战?训练余话》中说，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和他们去拼了。”这样的战斗，当然消耗很大。孙元良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只好以数量的多(不是在短期内集中数量的优势)来补救质量以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达以持久的目的。”又由于参加淞沪抗战的部队大多不重视野战工事的构筑，一般仅筑一条堑壕，而且缺乏侧防掩体和纵深阵地，亦无掩蔽工事和伪装。加以淞沪地区地下水位极高，掘地不及1米即渗出水来，战士立于壕中水深齐膝，因而多不愿深挖。总之，守军的整个防御阵地缺乏一定的韧性和稳定性，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提高部队生存力、战斗力和迟滞、消耗敌人的作用。日军进攻时通常先实施1—2小时的火力准备，然后冲锋。中国军队在火力配系上既缺乏远射的炮兵火力，又没有与正面火力相配合的侧射、斜射火力；少量的重机关枪也只知在固定的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而不知变换阵地，以致很快即被日军发现而加以制压、破坏。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守军部队已伤亡很大，防御的火力也大大减弱，所以阵地易被突破。日军每日清晨开始进攻，如不能突破，则下午再攻。中国军队通常于夜间后撤一二百米，利用淞沪地区河渠纵横的有利地形重新组织防御。守势作战前期，在罗店及蕴藻浜地区的战斗中，第15、第21集团军等部队，每个师一般能守六七天，后撤不到1公里，但人员伤亡已经过半，于是换一个师接防，再守六七天。只有原西北军的第32师因重视并善于构筑工事，伤亡较小，曾坚守防线9天。 　　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这种战役上的阵地持久战术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以血肉之躯去抗击敌人的钢铁火力，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攻为守”的话(如1937年3月12日说：“我军抗战之战术，必须以攻为守，以近为远，以积极进攻之行动，方能达到消极抗战、坚持到底之目的”等)，但在淞沪会战中的实际作战指导却是与持久消耗战略不相适应的死守阵地、硬拼消耗。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恐怕由于“上海是必争之地”，受了“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的思想影响。这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也有很大关系。早在1935年8月20日的《应付时局之建议》中，法肯豪森就认为“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为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至上海附近”。“必华方寸土不肯轻弃，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淞沪会战已转入守势作战时期，法肯豪森于1937年8月29日《呈蒋委员长报告》中还竭力强调“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并说“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据守，使敌不能前进”。 　　会战前期死守硬拼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至会战后期则已全无必要。如能适时转移至后方，以加大敌人后方连络补给距离和我方回旋余地，一方面由正面阻击，一方面由侧背反击，寻敌弱点实施速战速决歼灭战，则在战略、战役上都更有利。 　　(2) 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强调固守正面宽广的一线阵地，在空间和时间上就均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缺乏强大预备队的情况下，为维持第一线阵地，逐次将后方部队补充于第一线，而一旦敌人突破防线，即全线动摇。这也是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元良对此曾有非议。他不无挖苦地说：“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当时的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过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他说：“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通过实践，蒋介石后来也认识了这一点。1938年11月26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3)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从海上迂回、在杭州湾登陆实施包围，国民政府统帅部在8月20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曾规定：“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成立了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任守备区总司令，部署有4个师又1个旅。但随着淞沪战场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安全于不顾，先后将各师抽调至正面以加强防线，仅以第63师少量部队及地方团队防卫几十公里的海岸线。如此薄弱的兵力连警戒都不够，更不要说防止敌人登陆了。结果日第10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由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金山、松江等要点，使淞沪战场正面的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不得不全线撤退。蒋介石自己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他说：“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2. 希冀国际干预而误战机 　　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从政略上将国际形势和外力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立足于自身，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而贻误战机，最终形成溃退局面。且不说开辟淞沪战场的决策中就含有希望、甚至企图促使国际干预的因素在内，就是在会战进行中有些决定也不是依据战役战斗本身的需要，而是依据国际政治的需要而作出的。如攻势作战时期，正当张治中指挥部队向日海军陆战队实施猛攻时，由于中国政府8月18日收到了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的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蒋介石就立即下令张治中停止攻击了，这既挫伤了广大官兵的进攻势头，又给予处于劣势的日军以喘息待援的时间。当日军攻占大场镇等地时，统帅部已无立即可调的增援部队，连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守备的两翼侧防部队也都已调至正面战线上来，蒋介石已接受了顾祝同、陈诚等高级将领的建议，开始将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线有计划地转移；但当获悉九国公约公议将在11月3日召开时，蒋介石不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转移，并至前线向师以上军官指示，要求他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当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境，蒋介石仍决定坚守不退，希冀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 　　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8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顾祝同回忆：“松江、枫泾于8日失陷，沪杭路首被遮断，苏州河南岸我军只有向昆山、苏州一带后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挤，加以日机轰炸扫射，死亡不少，秩序混乱，部队长大都失去掌握。”白崇禧回忆：“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队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蒋介石则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甚至退却时，部队未尽通过以前，即已将桥梁破坏，任令秩序纷扰，自相践踏拥挤。”又说：“苏州河退却之时，司令长官一跑，一切重要东西，都无人过问，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图、重要计划，都被敌人拿去了。我们自己部队没有退，桥梁先已破坏了，马匹大炮都没法搬走。敌人看破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敢于放胆的追。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的失败，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广大中国官兵英勇奋战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自相践踏”、“秩序混乱”的大溃败而告终。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统帅的贻误战机。1938年2月28日，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曾作过《沪战的经过与教训》的讲话，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略影响战略”。他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他说得很含蓄，已说出了淞沪会战损失过大，特别是最后的转移变为大溃败的主要原因及责任所在。 　　3. 战役准备不足作战指挥失当 　　会战开始前，张治中计划以“先发制敌”的手段，“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结果却顿兵于坚固工事之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此，不少人归咎于发起进攻时间晚了一天和进攻过程中又两次暂停攻击。应当说这三件事对战役进程确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完不成预期任务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张治中8月12日调动部队作好战斗部署，准备于13日拂晓发起进攻时，日海军陆战队也已于12日夜作好了防御部署，日军不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而14日和18日的两次暂停进攻虽给日军一定的喘息时间，也并未因此改变战局的基本态势。未能消灭日海军陆战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看一看当时几位高级将领的言论就不难得出结论。顾祝同说：“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终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张发奎说：“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卫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的军队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张治中在战斗中曾向访问他的人说：“虹口、杨树浦一带工事坚固，进攻需相当时间，并需拼极大牺牲。因为日本在‘一?二八’以后，杨树浦、虹口已沿黄浦江一带筑成似要塞一样坚固(的工事)了。”张还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后又在回忆录中说：击灭日军，“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这一个条件的缺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这样看来，未能达到一举“占领全沪”目的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坚固和中国军队缺乏攻坚的手段。那么，既然知道日军在“一?二八”后已加强了防御工事，且筑得像要塞一样坚固，为什么战前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准备而作战计划中未制定攻坚的措施呢?为什么只准备“遇隙突入”，而未考虑可能遇到障碍、工事呢?由此可见，会战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有关部门对敌情、我情并不十分清楚，有的作战计划是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的。这从蒋介石8月13日临战之前给张治中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问题来。电报全文为：“张司令官文白兄：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图一时之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成目的而自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寇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的(15厘米)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中正手启。”由此可见，最高统帅部一直到发起进攻的前一天还处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况下，此战焉得不殆? 　　适时使用战役预备队或后续兵团，在防御战役中采取攻势行动，是消灭敌人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变不利态势、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挫败敌人的攻势和稳定防御局势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但是，战役指挥的得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成功与失败。当日军突破蕴藻浜防线后，为挽回颓势，统帅部及淞沪战场的指挥官们曾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势作战，以新到的第48军主力担任主攻，于10月21日发起反击。但由于受固守一线阵地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没有将反击的目标指向敌军的薄弱环节或敌人的翼侧，而是采取主力对主力、反击方向对主攻方向的硬顶硬的战术，将第48军使用在日军正以4个师团的全力向蕴藻浜实行突破的正面上，以致遭到惨败。数万新生力量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近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地，随着第48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而日军跟踪包围了大场镇，致防御局势更为严峻。假如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第21集团军方向上，向日军的薄弱阵地发起攻势，则日军侧背受到威胁，减轻日军正面攻击对我方的压力，或者不至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甚至也可能暂时稳住防线。 　　附表４-１-１日军“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表（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５日）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参谋长饭沼守少将 　　第３师团（藤田进中将） 　　步兵第５旅团（片山理一郎少将） 　　步兵第６联队 　　步兵第６８联队 　　步兵第２９旅团（上野勘一郎少将） 　　步兵第１８联队 　　步兵第３４联队 　　骑兵第３联队 　　野炮兵第３联队 　　工兵第３联队 　　辎重兵第３联队 　　通信队，卫生队等 　　第１１师团（山室宗武中将） 　　步兵第２２旅团（黑岩义胜少将） 　　步兵第４３联队 　　步兵第４４联队 　　步兵第１０旅团之步兵第２２联队（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少将率步兵第１２联队及山炮１大队，直属参谋总长） 　　骑兵第１１联队 　　山炮兵第１１联队 　　工兵第１１联队 　　辎重兵第１１联队 　　通信队，卫生队等 　　独立机关枪第７大队 　　战车第５大队 　　独立轻装甲车第８中队 　　独立重炮兵第１０联队 　　迫击炮第４大队 　　野战高射炮第６队 　　独立工兵第８联队 　　独立飞行第６中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５大队 　　通信队，兵站等 　　附表４-１-２淞沪会战日军第１０军战斗序列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０日） 　　第１０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 　　第６师团（谷寿夫中将，该师团编制见第三章第一节） 　　第１８师团（牛岛贞雄中将） 　　步兵第23旅团(小野龟甫少将) 　　步兵第55联队 　　步兵第56联队 　　步兵第35旅团(平省三少将) 　　步兵第116联队 　　步兵第124联队 　　骑兵第22大队 　　野炮兵第12联队 　　工兵第12联队 　　辎重兵第12联队 　　通信队，卫生队，第1、第2、第3、第4野战医院 　　第114师团(末松芪治中将) 　　步兵第127旅团(秋山充三郎少将) 　　步兵第102联队 　　步兵第66联队 　　步兵第128旅团(奥保夫少将) 　　步兵第115联队 　　步兵第150联队 　　骑兵第18大队 　　野炮兵第120联队 　　工兵第114联队 　　辎重兵第114联队 　　通信队等 　　国崎支队(步兵第9旅团，国崎登少将) 　　步兵第41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欠第2大队) 　　骑兵1个小队，工兵2个小队，辎重兵1个中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澄田崃四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配属部队主要有：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 　　第1后备步兵团 　　第2后备步兵团 　　注：每团有6个大队，均为受过训练的补充兵。 　　附表4-1-3淞沪会战攻势作战末期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1937年9月6日)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 　　张发奎集团(第8集团军) 　　第28军(陶广) 　　第62师(陶柳) 　　第63师(陈光中) 　　第55师(李松山) 　　独立第45旅(张銮基) 　　炮兵第2旅(蔡忠笏) 　　张治中集团(第9集团军) 　　右翼军(孙元良) 　　第72军第88师(孙元良兼) 　　上海保安总团(吉章简) 　　炮3团1个营 　　左翼军(正王敬久，副宋希濂兼) 　　第78军第36师(宋希濂兼) 　　第71军第87师(王敬久兼) 　　炮3团1个营，战防炮2个连 　　第61师(钟松) 　　独立第20旅(陈勉吾) 　　陈诚集团(第15集团军) 　　右翼军(正胡宗南，副王东原) 　　第1军(胡宗南) 　　第1师(李铁军) 　　第32师(王修身) 　　第78师(李文) 　　第16师(彭位仁) 　　第15师(王东原) 　　第159师(谭邃) 　　第77师(罗霖) 　　第8师(陶峙岳) 　　第57师(阮肇昌) 　　炮兵第16团1个营 　　中央军(正罗卓英，副霍揆彰) 　　第18军(罗卓英) 　　第11师(彭善) 　　第67师(黄维) 　　第60师(陈沛) 　　第54军(霍揆彰) 　　第14师(陈烈) 　　第98师(夏楚中) 　　第4军(吴奇伟) 　　第90师(欧震) 　　第59师(韩汉英) 　　第66军(叶肇)教导团 　　左翼军(正刘和鼎，副俞济时) 　　第39军(刘和鼎兼) 　　第56师(刘尚志) 　　第74军(俞济时兼) 　　第51师(王耀武) 　　迫击炮1个营，战防炮1个连 　　炮兵第16团(欠1个营)及高炮2个连 　　第6师(周?) 　　独立第37旅(陈德法) 　　注：当时调至后方整补、未参加战斗者不列入本表。 　　附表4-1-4淞沪会战守势作战中期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1937年10月15—26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28军(陶广) 　　第62师(陶柳) 　　第63师(陈光中) 　　第55师(李松山) 　　独立第45旅(张銮基) 　　炮兵第2旅(蔡忠笏)及教导总队炮兵营 　　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第45师(戴明权) 　　第52师(卢兴荣) 　　第126师(顾家齐) 　　暂编第11旅(周燮卿) 　　暂编第12旅(李国钧) 　　暂编第13旅(杨永清) 　　独立第37旅(陈德法) 　　宁波防守司令(王南)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9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72军(孙元良) 　　第88师(孙元良兼) 　　上海保安总团(吉章简) 　　第78军(宋希濂) 　　第36师(宋希濂兼) 　　第71军(王敬久) 　　第87师(王敬久兼) 　　第8军(黄杰) 　　第61师(钟松) 　　税警总团(黄杰兼) 　　第31师(李玉堂) 　　第18师(朱耀华) 　　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第1军(胡宗南) 　　第1师(李铁军) 　　第78师(李文) 　　第32师(王修身) 　　第48军(韦云淞) 　　第173师(贺维珍) 　　第174师(王赞斌) 　　第176师(区寿年) 　　第171师(杨俊昌) 　　第19师(李觉) 　　第26师(刘雨卿) 　　第135师(苏祖馨)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兼 　　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69军(阮肇昌兼) 　　第57师(阮肇昌兼) 　　第25军(万耀煌兼) 　　第13师(万耀煌兼) 　　第2军(李延年) 　　第9师(李延年兼) 　　第66军(叶肇) 　　第159师(谭邃) 　　第160师(叶肇兼) 　　教导旅之1个团 　　第20军(杨森) 　　第133师(杨汉域) 　　第134师(杨汉忠) 　　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44师(陈永) 　　第60师(陈沛) 　　第74军(俞济时) 　　第51师(王耀武) 　　第58师(俞济时兼) 　　独立第34旅(罗启疆) 　　第39军(刘和鼎) 　　第56师(刘尚志) 　　第18军(罗卓英兼) 　　第11师(彭善) 　　第67师(黄维) 　　第90师(欧震) 　　第15师(王东原) 　　第77师(罗霖) 　　第8军(陶峙岳) 　　第16师(彭松龄) 　　江苏保安第4团 　　炮兵第16团及高射炮2个连 　　江防总司令刘兴 　　第102师(柏辉章) 　　第103师(何知重) 　　第111师(常恩多) 　　第112师(霍守义) 　　第53师(李韫珩) 　　江苏保安第2团 　　江阴要塞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8团及第10团各1个营 　　第11军团(上官云相) 　　第33师(冯兴贤) 　　第40师(刘培绪) 　　第76师(王凌云) 　　太湖警备指挥部 　　炮兵指挥官刘翰东 　　炮兵第4团、第3团1个营、第10团1个营及炮校练习营 　　注：至守势作战末期苏州河地区战斗时，又增加了第98师(夏楚中)、第14师(陈烈)、第154师(巫剑雄)、第46师(戴嗣夏)、第105师(高鹏云)、教导总队(桂永清)、第79师(陈安宝)、第67军(吴克仁)、第170师(徐启明)、第172师(程树芬)、第33师(冯兴贤)等。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第102—103页。 　　〔2〕日本军令部原称“海军军令部”。部长由海军大将或海军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参与国家战略的策划。但按大本营条例，战时海军军令部部长隶属于参谋总长。1933年9月，海军军令部改称“军令部”，部长改称“总长”。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在8月17日日本制定新的大本营令中将参谋总长与军令部总长并列，直至日本战败。 　　〔3〕本段引文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93页、第148页、第168页、第169页。 　　〔4〕同〔3〕，第252页。 　　〔5〕日军将乘舰官兵组成的临时部队称为“陆战队”，将其中常驻某一地区、执行驻地及其附近地区警备任务的部队称为“特别陆战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本首先配置在上海的称“上海特别陆战队”。后来各镇守府均设置了特别陆战队。驻屯汉口的日军为上海特别陆战队之一部。 　　〔6〕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7〕《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8〕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259页。 　　〔9〕同〔7〕，第117页。 　　〔10〕《卢沟桥事件第20次会报记录》。转引自《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11〕同〔8〕，第261—262页。 　　〔12〕1937年7月21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其官邸召开了关于全国总动员的会议，研究资源、粮食、交通等统制问题。22日以军政部名义致函资源委员会，令研究工厂内迁办法。24日资源委员会召集会议，分8个组讨论。机器化学工业组通过了林继荣的建议。经动员、宣传，许多重要工业厂家都表示愿迁内地。8月8日，完成并通过了《工厂迁移内地办法》及《工作大纲》。8月10日，资源委员会报行政院会议通过。但当着手筹备时，淞沪会战开始，交通运输阻塞，迁移困难，监督委员会只得抱定“能救多少则救多少”的原则，冒险抢迁。在爱国工业家胡厥文等的协助下，8月27日，冒着炮火迁出了第一批机器等设备。由于作战关系，正如全国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秘书组所说：“上海工厂，仅123家(一说148家)迁至汉口。其他大部分工厂，同平、津一样，均沦入敌手。”有关工厂内迁的全部档案，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部分案卷刊于《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及第3期。 　　〔13〕同〔8〕，第249页。 　　〔1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中译本，第192页。 　　〔15〕1937年8月12日俞鸿钧致何应软电。同〔8〕，第256页。 　　〔16〕同〔4〕，第2—3页。 　　〔17〕对《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三章第二节内容(第195—198页)概括而成。 　　〔18〕1937年8月11日《上海作战日记》。同〔8〕，第263页。 　　〔19〕不少回忆录及书刊将中国海军未能按预定的国防作战计划消灭日军在长江中下游舰艇的责任推在汉奸黄浚身上，说封锁长江是1937年8月6日(实际上7日才开始开会)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列席参加这次会议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才使日军舰艇仓促逃出长江。黄浚出卖情报被枪毙，罪有应得。但日军在长江的第11战队向上海集结是早有计划的，也是日军任何一个舰队司令在当时形势下为了作战所必然采取的行动。从长江上、中游撤至上海，要航行数日。在此期间，军事委员会每日都接到各地军政机关关于日舰行动的报告，并非不了解情况，关键是军事委员会决策人物尚未定下拦截的决心。当时中国海军第1、第2舰队及电雷学校共有70余艘舰艇集结在湖口、江阴待命，因无命令，只得眼看着日舰从自己炮口下驶走。日舰艇8月9日就已到达上海，军事委员会11日才下达于12日封锁江阴航道的命令，并通知了上海各国领事馆，13日才下达于14日开始攻击日军的命令。所以将长江日舰安然撤走的责任推给一个汉奸，对军事委员会传出这一说法而言，不无掩盖事实、推脱责任之嫌。 　　〔20〕同〔8〕，第264页。 　　〔21〕同〔8〕，第265页。 　　〔22〕同〔8〕，第265页。 　　〔23〕下沉封江所征20艘民用轮船为“醒狮”、“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安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母佑”、“华富”、“大麦”、“通和”、“瑞康”、“华铭”号，8艘老式军事舰艇为“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展宇”、“宿宇”。 　　〔24〕同〔17〕。 　　〔25〕本段所举人员、武器编制数，依据王文宣的《最近十年军务纪要》第二篇(该书为1943年稿本)及张其昀的《抗日战史》有关部分。 　　〔26〕“海琛”、“海圻”、“肇和”3舰，原隶属东北海军(第3舰队)，1933年因反对第3舰队司令沈鸿烈而开赴广州，投归陈济棠。1935年，又反对陈济棠而离开虎门。“肇和”号因主机损坏，不能驶走。“海圻”、“海琛”驶逃香港，蒋介石派人动员，驶回南京，但未令其返回第3舰队，也未令其隶属海军部，而划归军政部直接领导。 　　〔27〕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载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第10—11页。 　　〔28〕见《陈诚私人回忆录》。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29〕同〔8〕，第6—11页。 　　〔3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转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345页。 　　〔31〕本段有关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引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6—9页。 　　〔32〕1937年8月13日张治中致蒋介石密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3〕1937年8月13日《上海作战日记》，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4〕见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287—288页。 　　〔35〕同〔7〕，第123页。 　　〔36〕同〔14〕，第205页。 　　〔37〕钱大钧转报张治中总攻部署的签呈。同〔8〕，第289页。 　　〔38〕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342页。 　　〔39〕同〔7〕，第125页。 　　〔40〕同〔31〕，第12页。 　　〔41〕张治中及陈诚致蒋介石电。同〔8〕，第293—294页。 　　〔42〕由于当时通信设备落后，上下之间的联系主要靠有线电话，而电线经常被日军航空兵炸断；又因张治中为指挥战斗经常往来于前方各部队中，所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张治中没有及时接到，后来到第18军罗卓英处指挥战斗时才知道第18军的部队已不归其指挥、另组建了第15集团军。而蒋介石两天来寻找张治中讲话，也未找到，所以双方引起误会。这也是不久后张治中改变职务、不再任作战指挥官的原因之一。 　　〔43〕罗卓英的战斗命令及蒋介石的电令，均引自《第18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44〕见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同〔8〕，第296页。 　　〔45〕同〔43〕。 　　〔46〕同〔31〕，第27页。 　　〔47〕同〔31〕，第13—14页。 　　〔48〕同〔43〕。 　　〔49〕同〔8〕，第299—302页。 　　〔50〕同〔31〕，第27页。 　　〔51〕同〔7〕，第134页。 　　〔52〕同〔14〕，第214页。 　　〔53〕转引自曾达池《空军抗敌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0页。 　　〔54〕刘俊：《空防与国防》。台湾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242—244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译本第215—216页记载此次空战：“我方损失……下落不明者2架，由于中弹在基隆港被迫坠入水中者1架，由于损伤起落轮，着陆中度损坏者1架。” 　　〔55〕同〔14〕，第219页。 　　〔56〕见周至柔、毛邦初致军政部办公厅公函。同〔8〕，第347页。 　　〔57〕同〔43〕。 　　〔58〕同〔31〕，第30—32页。 　　〔59〕同〔43〕。 　　〔60〕同〔31〕，第56—58页。 　　〔61〕同〔31〕，第79页，并参照日文原书写出。 　　〔62〕同〔61〕。 　　〔63〕同〔8〕，第319页。这里据原电稿改正了总预备队所指挥的部队。 　　〔64〕同〔8〕，第321—322页。 　　〔65〕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31册。 　　〔66〕同〔8〕，第325—326页。 　　〔67〕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转引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68〕同〔31〕，第80页。 　　〔69〕同〔31〕，第84页。 　　〔70〕同〔30〕，第378—380页。 　　〔71〕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72〕同〔8〕，第328—330页。 　　〔73〕见《张发奎回忆录》第三章。载香港《大成》1976年第9期。 　　〔74〕第三战区关于左翼作战军的撤退训令及陈诚电话指示，转引自《第19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5〕同〔31〕，第99页。 　　〔76〕转引自《第21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7〕转引自《第15集团军战斗详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11月20日蒋介石致顾祝同密电中亦有罗卓英的报告，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33页。 　　〔78〕同〔8〕，第331页。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将此计划作为11月8日开始由上海撤退之计划，误。 　　〔79〕同〔31〕，第99、107页。 　　〔80〕转引自第15及21集团军《战斗详报》。 　　〔81〕同〔8〕，第399、382页。 　　〔82〕同〔31〕，第107页。 　　〔83〕同〔8〕，第334页。 　　〔84〕见《江阴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一日间作战经过概要》。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5〕同〔84〕。又见万式炯《第103师江阴抗战及撤退概述》、刘纪祥《江阴守城及撤退之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6页、第98—100页。 　　〔86〕据《第三战区作战经过概要?由嘉善至芜湖之作战》(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刘湘致蒋介石电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99页)、林华钧《金村南山阻击战》(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骆周能《简记广德、泗安战役》(载《南京保卫战》)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内容综合写出。 　　〔87〕同〔27〕。 　　〔88〕蒋介石：《柳州会议训词》。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06页。 　　〔89〕同〔88〕，第1071、971页。 　　〔90〕《蒋委员长文未侍参电》。原收入《蒋冯书简》，后来此电文又作为《蒋委员长通令各战区指示抗战手令》，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51页。 　　〔91〕孙元良：《亿万光年的一瞬》。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第三集，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92〕同〔90〕。 　　〔93〕“建议”引自《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报告”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94〕同〔91〕。 　　〔95〕见《游击战的要点》。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92页。 　　〔96〕同〔90〕，第二编第14页。 　　〔97〕同〔90〕，第二编第177页。 　　〔9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99〕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第696页。 　　〔100〕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13页。 　　〔1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15页。 　　〔102〕分别见1938年1月1日开封会议讲话、1938年3月8日《对日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讲演。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第70页。 　　〔103〕同〔28〕。 　　〔104〕同〔100〕。 　　〔105〕同〔73〕。 　　〔106〕此篇报道收入陈公博《炮火下的上海》一书中。转引自《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193页。 　　〔107〕《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33页。 　　〔108〕同〔90〕，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