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这两个战场既是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和相互配合的，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爱国行动，因而在论及两个战场的时候，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也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因为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破裂。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 　　对于两个战场的问题，我们仅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进行探讨，尽量少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因为战争双方的一切谋略、一切努力，说到底表现为军事行动上的征服与反抗，其结果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军事战略有着直接中心的第一位意义。两个战场的问题，从整体军事战略上去观察，更能看清它们的形成、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两个战场的形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力量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物质条件是基础，主观力量则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出现，就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相结合的产物，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抗战初起之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就已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最后全体一致决议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毛泽东将这些意见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委托周恩来于１９３８年10月4日在武汉当面转交。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讨新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对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与毛泽东基本一致，认为日本使用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据此拟订了“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其方针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蒋介石在其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原则。会后调整战区划分和兵力部署，增设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配置12个师的兵力从事敌后游击战；其他战区也各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从事近距离的游击战。 　　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时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出席了南岳会议，并就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在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另有数位八路军高级干部担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军官七八百人接受训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主要决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对两个战场的地位与相互配合作用，认识上与部署上更加明确了。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3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1939年1月9日，蒋介石还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吕正操部作战勇敢，殊堪嘉勉，尚希转致嘉勉。现第二期作战期内，中央决定培植新力量准备将来之反击，我华北游击队应乘此时期加紧游击，以牵制、消耗敌兵力，扰乱后方。希转饬继续努力。”中国抗战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大作战区域的战略格局和基本部署，从太原失守后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正式使用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文电文告中则使用“正规战”与“敌后游击战”、“野战部队”与“敌后游击部队”、“基本战线”与“敌后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等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