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毕业就被光荣批准到一个很遥远的云南边疆去当知青。登车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点半钟，距离三十四年前那个震惊全国的历史性时刻还差几个小时。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五·七”干校赶回来送我。请假是特许的，那时候他还在住“牛棚”，是九种人。父亲显然老了，饱经沧桑，四十几岁的人，佝腰驼背，两鬓挂霜。只是情绪还好，脸晒得黑红。
我极豪迈地指着地图，把那块将属于我们去保卫战斗的疆土划了一个圆圈，让父亲观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处，人烟稀少，与缅甸相邻。不料父亲盯住地图愣了半天，突然说那地方他去过，不是从中国，而是往印度那地方来的。他还证明说那些地方风景很优美，很原始，有许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当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饮，亦喜食鸦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亲的话令我愕然。我从大字报上知道父亲有一段历史污点，并且子女亦为此屡受株连，就愤愤地责问父亲是否交代清楚了？父亲枯坐良久，凄然一笑，说别问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亲背包袱。倘若你要独自走很长的路，就相信你父亲一定没干过回事。
那一晚，我听见父亲在隔壁吸了一夜烟，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干校。
关于学生从军的那段话题也即我父亲后来留下历史污点的那段经历似乎还缺少一个辉煌的结尾。我现在掌握的确凿资料证明：蒋委员长对学生信誓旦旦的诺言并没有兑现。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兵戎相向，内战在即，全体从军学生包括我父亲被强行留在军队里，失去重返校园的机会。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亲不再是炊事兵而是运输兵，他们那支车队奉命开往东北打内战。途径湖南长沙，几个同学买通长官，一齐弃车逃入城中躲起来。后来营长闻讯，提着手枪带人在城里搜查一整天，总算侥幸躲过，开成小差。听说也有被捉回去的，当众执行枪决。那时候枪毙逃兵是很常见的事。
三天后，我父亲登上回家的轮船。同学们也纷纷告别，各奔前程。他记得那是个阴雨天气，湘江呜咽，橘子洲头好像一个黯淡的幻影，隐现在浩茫烟雨之中。轮船离岸时，我父亲站在拥挤的甲板上，脚下堆着简单的行装。冷雨霏霏，雨丝濡湿了他的衣衫和头发，寒风刺痛了他的面颊和眼睛，他久久伫立，向岸上几个同学告别，同时也向人生中一段虽不辉煌却也轰轰烈烈的岁月告别。此刻，他的心中全无走向新生活的喜悦和激动，反而充满一种沉重的失落，一种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未来的深深的悲观。
这是他人生乐章中第一个惨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扬起手臂，朝着刺骨的江风和灰蒙蒙的城市使劲摇晃。他摇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仿佛在和笼罩在心头的巨大忧伤和孤独搏斗。但是他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孤独的阴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哭了。
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以为悲剧性的命运主题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反复弹奏，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从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探亲。那时候父亲已经落实政策，正在想办法调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写一部自传体回忆录的事，遭到断然拒绝。父亲认为人生是一种私有财产，就象隐私和创伤都需要受到保护，不得与人分享一样。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为写这部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呕心沥血搜索枯肠的时候，父亲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写下一部详细的回忆材料，有近十万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参考，不得用于发表。
于是我才知道了关于我父亲和整整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历史岁月。
一九八六年，父亲收到华罗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商调通知。此时他已整整六十周岁，身患肺心病、风湿痛和多种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并在恩师指导下从事应用数学研究，这当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愿。然而对一个饱经磨难风烛残年的老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机会毕竟姗姗来迟了。
他在写给华老的复信中慨然长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两年后，华罗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亲闻讯大恸，三日卧床不起。
父亲唁电云：
“……师恩如山，我心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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