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初，踌躇满志的史迪威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件飞到重庆。
这位新晋升的美国四星上将在一大群随从簇拥下大踏步走下飞机。他毫不掩饰自己大功告成的愉快心情，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何应钦、商震诸官员稍事寒暄，便钻进汽车直奔下榻饭店。
当晚，委员长夫妇在黄山别墅会见史迪威。据《史迪威日记》记载，会见气氛“出人意料的坦率和友好”。委员长以少有的热情和谦恭态度欢迎史迪威的到来，他甚至屈尊亲往山下迎接，弄得一向倨傲的美国客人甚感吃惊。
在会谈中，委员长诚恳表示他正在考虑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将中国军队指挥权移交史迪威将军。但他又表示移交应当慎重，有个过程，以免造成混乱，因此他建议史迪威先到南方战区视察。信以为真的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委员长建议。
深夜，毫无倦意的史迪威站在饭店阳台上眺望山城灯火，他感到一阵阵巨大的胜利喜悦涌上心头。现在，美国将军几乎毫不怀疑已经胜券在握，“花生米”必将屈服，因为自己有美国总统撑腰，由美国对亚洲和世界事务的巨大作用力，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力作为后盾，所以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不能获得成功。历史证明美国和美国总统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尤其对这个奄奄一息的亚洲盟国来说更是如此。
这天晚上，彻夜不眠的史迪威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即由他指挥中美联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并进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史迪威一年多来在缅甸前线的丛林中萌生并逐渐酝酿成熟的方案。史迪威无疑是个优秀的美国军人，他勇敢、坚定，具有无所畏惧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注重荣誉，同样也注重美国人的优越感。他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必须由美国人来解决，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制度，这就使他百分之百地犯了政治目光短浅和越俎代庖的错误。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从属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从属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全过程，任何企图取消或者越过这个过程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注定要落空和走向愿望的反面。
过了一周，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桂林视察。
老谋深算的委员长开始同他的美国盟友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权力较量。
公正地说，委员长是本世纪以来第一位参与世界事物的中国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战争，致力于加强集权统治和使他领导的国家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事业，“恢复和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但是这始终是一个封建领袖无法实现的帝国梦。即使在美、英、中《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委员长仍然没有被西方列强当成真正的大国首脑对待。会议期间，丘吉尔首相多次在背地里称呼他“部落酋长”，斯大林干脆拒绝会见中国人。
不管怎样，委员长绝不打算向任何对手屈服，无论这些对手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早在七月，美国方面就开始加大压力，通牒式的电报纷至沓来。委员长始终好像一名功力深厚的太极高手，稳接八面来风，以柔克刚，运用中国古老的谋略之术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总统进行周旋。
八月，委员长回电白宫，口吻极为谦恭，表示愿意考虑总统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提出，需要有一位总统信任的特使来华商谈有关移交指挥权事宜，该特使的身份必须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将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陷阱。它等于提醒总统注意，军队将领们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是靠不住的，需要另辟一条由政治家来相互对话的渠道。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军人特使出使重庆的念头。他并非信不过他的将军，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职业敏感和判断力。他曾对助手霍普金斯说：“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个人物到重庆走一趟？他必须是个外交家。”（《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三天后，委员长再次致电罗斯福，对特使提出附加条件，即来使权力须在史迪威之上并不受史控制。美国总统为了维护其尊严，否决了对方条件。
但是，总统在确定特使人选和明确其权限时恰恰顺从了委员长提供的思路。他不顾马歇尔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任命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庆，而这位特使无论资历还是权力都在史迪威将军之上。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中一个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尔利先生。
赫尔利先生是现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位昙花一现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一种接近总统的政治眼光同时考察史迪威和蒋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云层笼罩着暑热未消的山城重庆，赫尔利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尘不染，看上去十分洒脱自信，充满白种民族对有色人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使带给委员长一份总统签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来访规定为“高级会谈”。特使口头转告委员长，他负有调停蒋史矛盾和接受中国政府移交军队指挥权的全权使命。如果委员长真正予以合作，总统将通过外交途径使下列两项交换条件正式生效：
1、战后美国承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义务。
2、战后将没收全部日本企业并将其所有权转交中国政府。
九月十一日，谈判开始。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委员长既然已经达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让总统特使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治属于中国人，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中国人虽然看重工业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统治权。（我认为，“统治权”应改为“主权”。军队的指挥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者）
一个月来，美国特使同委员长频频会晤，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还应邀参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许多参观视察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赫尔利很快觉察出中美之间这场“指挥权危机”远比白宫和五角大楼估计的棘手。他还敏锐地从委员长身上嗅出一股阴谋家的险恶气息，他渐渐意识到正是这个阴谋家自始至终操纵着他们的谈判，并给谈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关键问题还在于委员长对于中国政治的巨大权威和影响力。赫尔利曾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东方政治，现在他更是深切认识到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派系林立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好比一张巨网，委员长就是经营这张网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制约和调整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他以他的绝对意志为中心轴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利磁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委员长则是国家，是领袖和神，是军队、警察、官府、土地、税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这种业已建立的权威如同天空的太阳，它的光芒几乎随时无所不在地覆盖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君临万方的封建领袖，这个同四亿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并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独裁者，你能试图用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军人来取代他的权威么？即使你能够废黜一个封建领袖，但是你能废黜根植在四亿黄种人大脑深处千年不变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么？
赫尔利终于不无遗憾地看到，连罗斯福总统这样优秀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肤浅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赫尔利顺着政治家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场由指挥权引发的危机。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蒋介石，又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符号，他代表美援、枪炮、国际援助和强大的同盟战线，但是他永远不能代表中国政治。任何给中国人强加一个美国总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业已存在的中美关系。从战略的眼光看，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会超过本土以外，这是由中国的战争能力和政治需要决定的，任何试图依靠中国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勿庸置疑，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对中国政治以及这场指挥权危机的本质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他断然摒弃了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能免俗的种族歧视意识和大国优越感，冷静地评价了蒋委员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报告中再三强调：
……我的意见是：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您还将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
在战争中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
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
国的一切陆军部队。
……
——摘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史迪威也许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渴望荣誉，希望亲自打败日本人，创造辉煌的战争奇迹，但他毕竟是美国军人，具有美国人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不懂得中国特殊的政治和国情。中国的军事从来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军队从属于政党，从属于个人，是个人实现政治统治和权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军队的领袖也都将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权力所赋予的一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方权力方程式，作为军人的史迪威也许一生也无法解开它，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只在一个月时间里便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当赫尔利特使不再坚持中国必须移交军队指挥权和怒江前线的战事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蒋委员长好像一个后发制人的高明拳师，突然向白宫摊牌了。
十月二日，委员长在重庆温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全会。委员长情绪非常激动，几个月的克制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历数了美国人的种种劣迹，并且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国骂“娘希匹”。
“美国人算什么东西呢？”委员长的目光越过与会者的头顶，愤怒地质问窗外。“他们住得那么远，在太平洋那边，却要来向我指手画脚，做中国人的总司令，谁批准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还不是他们运了一些东西到中国来，给中国人一点甜头，就以为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要对他们讲明白，我们抗日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租借物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要是同日本人讲和了，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看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娘希匹，都是帝国主义！”
常委们屏气敛息，没有人胆敢打断委员长的讲话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要是我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就违背了国父遗训，有悖于三民主义的宗旨，同时，你们各位也都成了美国人的傀儡。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去投奔汪精卫算了。投奔汪精卫，你们有谁举手赞成吗？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人举手的。要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做了傀儡，那么几百万前线将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不要怕美国人！不要怕他们取消援助，撤走顾问团！不要怕这怕那！”委员长严厉的目光扫过常委。“没有美国人我们照样能过。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先决条件。你们不要担心华中华南日本人打得凶，我们军队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样能打胜仗。日本人迟早要完蛋，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我们今天要形成一个决议，要向美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找你们来开会的目的。”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