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中国战场，日本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太阳旗伴随着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仅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眼前这幅前景黯淡的战争图画感到悲观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中国西部，投向东南亚、太平洋以及整个欧洲，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而在怒江东岸地形险恶的大峡谷里，在缅甸北部重崖叠嶂的丛林地带，中国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大反攻。 　　五月。赤日炎炎的滇西保山。 　　正当二十万穿草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踞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地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姗。安徽合肥人士，二级陆军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名贴身卫士。经过半生征战，终于发迹成为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这对于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卫立煌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何（应钦）系、陈（诚）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军人，他既不满国民党，又离不开国民党。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据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卫立煌列传》载：卫在三十年代即与共产党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山西忻口战役是卫立煌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朱德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就是意在以观后效。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共“总司令，成为中国内战中最大的战犯之一。一九五五年卫从香港返回大陆，担任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玉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Y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该野战司令部下设G1部（空援），G2部（情报），G3部（作战），G4部（兵站），并在远征军团以上单位设立美军联络参谋组，每组约六至十多人不等。在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兵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训练队等。 　　为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和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役发起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日本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这样，它却偏偏变出了那样。 　　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发生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意外情况，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第十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八点多钟，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躲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塌。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令我感到极大震惊。我毫不怀疑重庆方面有人把机密泄露给敌人。因为那时政府里有许多人暗地里同南京汪精卫政府有联系，蒋介石并非完全不知道，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好利用他们而已……”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益得失。他连夜召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时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