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消息传到重庆，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博学中学的美国教师却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我父亲班上有个数学教员叫白德理（John　Badery），二十几岁年纪，瘦高个，脾气极古怪，常常无缘无故冲着中国学生大叫大嚷，因此同学们背地里给老师取个绰号叫“白鬼子”。听说白鬼子是在国内失了业才到中国来教书的，因此中国学生又不大瞧得起他，觉得他是个乞丐。 　　在美国人到处吃败仗的日子里，白鬼子却好像变了一个人，兴高采烈，摩拳擦掌，仿佛他早就盼望打仗一样。不多久，他果然被批准到澳大利亚去参军。 　　我父亲是班上的数学尖子，也是白德理的课代表。他虽然不大喜欢白德理，但是老师要去打仗，学生毕竟感到惋惜。因此在白鬼子离校时，替他送行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中国学生，那就是他的课代表也就是我的父亲。 　　白鬼子丝毫不为自己的孤立而懊丧，亦不为中国学生的忘恩负义而气馁。他起劲地拍着那个来替他送行的中国学生的头，眼睛里放着光，好像中了彩票一样喜气洋洋。 　　“我要去打仗了，邓。”他威胁地晃动拳头，“你等着瞧，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人！我要叫小鬼子尝尝厉害。” 　　白德理把所有的行李书籍都留给学校。自己孑然一身搭飞机离开重庆，他走的那天天气晦暗，我父亲目送老师消失在濛濛雨雾中，心里怅然若有所失。过了半年，学校传来消息，说他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阵亡。 　　白教员是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是我父亲眼睛里一个平凡而渺小的榜样。他为人既不友善，又不谦虚谨慎，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大够得上为人师表。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毫不退缩，有勇气，有激情，具有发自内心的爱国冲动和民族自豪感，因此这种榜样的力量便潜移默化地打动和影响了我的阔少爷的父亲，充实和拓展了他的胸怀，后来又把他的空洞的英雄主义激情变成一种脚踏实地的勇气和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飞机对中国内地的狂轰滥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和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大后方，几乎每天都有城市被轰炸，报纸上天天都有平民伤亡和财产毁于战火的消息。陪都重庆更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有时一天空袭警报竟然多达十几次。好在中国民众处变不惊，不多久就习惯这种兵荒马乱和天天跑警报的日子。人们把防空洞掘得又深又长，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只要炸弹没落在自家头上，日子就好象长长的流水一样照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 　　公元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星期日。这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清晨七时，人们尚未起床，预告空袭的黑色气球就高高地升起在朝天门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楼顶上。七时半，警报拉响，凄厉的汽笛好像鞭子一样凶狠地抽打空气，把死亡和恐怖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陪都立刻陷入有秩序的惊慌和骚动之中。 　　人们扶老携幼，扛着大包小包，按照不同的居住区域街道，纷纷转移到指定的防空洞去躲避。重庆的防空洞沿山修筑，最大的可以容纳数万人。逃难的人群好像《创世纪》中被洪水追赶的小动物，防空洞就是小动物避难的“诺亚方舟”。 　　七时四十分，第一批日机六架飞临市区。日机排出整齐的队形，象接受检阅一样在空中盘旋，然后不慌不忙地向下俯冲，依次扫射投弹。由于重庆只受很少几挺高射机枪保护，因此日机大都能够从容不迫地寻找地面目标，从而把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在中国陪都的任何一幢建筑物上。 　　八点二十九分，第一批日机投弹完毕，第二批日机五架又出现在城市上空。依然盘旋，依然俯冲、扫射、投弹，如是者从早到晚，没有间断。日本飞机重点轰炸了从朝天门码头到较场口直至上清寺一带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平民住宅区，炸毁商店楼房数十幢，烧毁民房数百间。 　　这一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度，中午，重庆最大的较场口石灰市防空隧道内开始有人窒息。洞内秩序混乱。当时重庆的防空洞大多是沿山掘成的土洞或天然石洞，既无通风设备又无电灯照明，以前因窒息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均未引起当局重视。由于这天空袭时间格外长，洞内很快出现缺氧，人们明显感到不适，于是洞内的人争相往洞口拥挤，洞口的人不愿被挤出洞去，就频频向执勤的宪兵呼救。宪兵赶来弹压，朝天开了几枪，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防空洞的大铁门咣地关闭。里面的人继续窒息，活着的人拼命拥挤，于是洞内仿佛起了潮水涌来涌去，人们你争我夺，互相践踏，倒毙者无数。 　　黄昏时分，川盐和美丰银行楼顶挂出三角旗，警报解除，人们才发现这座防空洞隧道里尸体枕籍活人寥寥。死者多为妇孺儿童，也有学校师生和政府官员，他们或死于缺氧窒息，或被自己同胞践踏身亡，其状甚惨。 　　死人的消息传出后，刚刚跑出警报的活人就蜂拥而至，他们争相冲进防空洞内不是抢救伤员而是打劫死者，将死人的衣物钱财、戒指耳环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干起奸尸的禽兽勾当。先来的人发了横财，后赶到的自然不大服气，于是弱肉强食，活人与活人又发生战斗。直到宪兵闻讯赶来镇压，又开枪打死许多歹徒。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重庆“较场口大惨案”。 　　较场口惨案死难者多达三万人。它既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又是中国人自己酿成的苦酒。是血债必须讨还，是苦酒便只好自己吞下去。 　　我以为这就是悲剧的时代意义所在。 　　惨案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重庆市长被撤职。此后由于许多人对防空洞畏之若虎，宁愿呆在家里挨炸也不肯去防空洞送死，因此蒋委员长亲自下令改善防空洞的通风设备，安装电灯，并派宪兵进洞内执勤。重庆政府为此发布告示：宣布对一切趁火打劫的坏人将予以严惩，杀无赦。 　　“较场口惨案”在重庆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父亲有位要好的同学极其全家在惨案中不幸丧生，令他悲痛万分。一连几天，他都赶往朝天门码头去帮助掩埋尸体。有主的尸体被领走了，更多的无主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河滩上。不久汛期一到，死人就密密麻麻漂浮起来，在江心排成长长的队列向下游漂去，场面惊心动魄。同胞的惨死给我父亲尚未成熟的心灵烙下一个残酷的印象，他暗暗立下一个志向，要向日本飞机复仇。后来果然有过一次在中学生里选拔飞行员的机会，可惜他因为体检不合格而痛失良机，并未此沮丧了许多日子。 　　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外患给中国民众首先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越来越多的负担：徭役、赋税、摊牌和层层盘剥好像大山一样压在农民头上，政府逼迫农民交出最后一粒粮食为军队和前线服务，这样就迫使中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时常频临崩溃的边缘。史载：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馑，饥馑持续两年，饿死五百万人。同时甘肃发生回民大暴动，饥饿的回民在三个月内冲进二十座县城，抢光了城里所有的粮食、布匹和生活日用品。在凄风苦雨的陪都重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粮食恐慌，人口过剩，沿街到处都能看到灾民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 　　战争年代，政府强加个农民另一个沉重负担是征兵。对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要他们背井离乡去打仗无异等于索命，因此许多人宁愿活活饿死在深山老林也不愿上前线。到后来，军队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抓丁入营。在农村，军人好像围猎一样挨家搜捕，见到青壮男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捆了押送军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抓壮丁”的由来。 　　这种为所欲为的情况在城市受到限制。政府立法规定：凡在校学生免服兵役。凡政府公务员、国家干部、教师、工厂职员工人、城市商贩市民者自愿入伍，不许强迫征兵。政府对城市的保护和倾斜政策在广大农村人民的心中激起长久的怨恨和不满。 　　由于读书人享有无可争辩的征兵豁免权，因此大后方城乡曾经持续出现“送子读书”和教育兴旺的可喜景象。在乡下，有钱人为了逃避抓丁，纷纷把儿孙送到城里学堂念书。这种情形很像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高考热”和“留学热”，念书成为一种时尚，人人以念书为荣，为自豪，未嫁女和择偶的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城市，所有学堂人满为患，校园里到处都能见到许多做了父亲的小学生。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叫《抓壮丁》的电影，当时不大看得懂，觉得滑稽，就问父亲，那个大人为什么偏要和小孩子一起当童子军？父亲说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同学，名字就叫“龚壮丁”。 　　据说龚壮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身体粗壮，面皮黝黑。他家住在北碚乡下，有很多田地，又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他父亲唯恐断了香火，就急急忙忙把儿子送到城里念书。龚壮丁其实一点也不笨，他念过初中，因此居然考进“博学”读高中，成了我父亲的同桌。 　　当时社会上非常鄙视壮丁生，给他们取个绰号叫“灰大哥”。因为当兵的制服是灰色的，意在嘲笑他们逃避打仗。然而龚壮丁却很快和我父亲结成好友。一次打架时，他坚定地站在我父亲一边，同仇敌忾，从此获得我父亲的友谊。龚壮丁不喜欢自然科学，却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如饥似渴，常常手不释卷。他对我父亲格外巴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我父亲的父亲的那些大工厂和机器极为敬畏。后来他说，他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像我爷爷那样体面的城里人。 　　我父亲偶然见过一次他的屋里人：一个又黑又瘦的乡下女人，领着一溜斜坡的四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