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勒旧称“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为古东吁国首都，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一九七三年旱季，我从腊戌顺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个月，瓦城就是我缅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远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独驱使，沿着郊区瑞光佛寺外的江边久久徘徊。我看见下游有几根残破乌黑的桥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给过往船只的一排感叹号。我问几个过路香客，那些桥墩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茫然地摇摇头。 　　很多年后我才从书上知道，原来那就是著名的曼德勒大会战的遗址。 　　一九四二年四月，缅甸盟军统帅部决定，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方面三个整军（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英国方面五个整师，共计二十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 　　曼德勒会战的宏大构想首先出自重庆蒋委员长对时局的判断。蒋委员长并非不愿意打仗，而是必须在保存实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与敌决战。中国有条著名的军事原则，叫做“避实就虚，以逸待劳”。现已查明，侵缅日军共有四个师团，近十万人，从东西两路长驱直入。如果以盟军优势兵力猛击其中一路，大获全胜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势居高临下，背靠滇缅公路，进可以出击，退可以就地防御。选择曼德勒作为会战的理想战场，确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国佬捣什么鬼。 　　曼德勒大会战的计划同样迅速得到英国盟军的认可。在英国人看来，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肯打仗，愿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战略、计划、方案、方针他们统统都赞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安全地从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军之间这种不牢靠的战斗友谊无疑会断送这场匆匆拼凑起来的大会战。美国人史迪威由于担任了名义上的总指挥，因此注定要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扮演一个声名扫地的耻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机首次空袭曼德勒，炸死数百平民。许多天后，街道上还能看到许多无人掩埋的尸体和烧毁的车辆。大火同时还烧毁了一座油库和内河码头，致使水陆交通瘫痪了一星期。 　　八日，委员长夫妇偕史迪威、罗卓英同机到达曼德勒。委员长在重庆亲口向史迪威保证说，他将正式授予这位美国将军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中任何军官的权力。尽管这个空头支票后来完全没有兑现，但是委员长的安抚还是使史迪威逐渐平息了怒气。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蒋夫人站在两个敌对的男人中间，满面笑容地挽着史将军的胳膊。这帧照片很快被国内一些报纸登在头版，成为后来人研究这段有争议的历史的珍贵资料。 　　罗卓英，字尤青，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八期炮科毕业，陈诚系骨干。罗卓英是这样一个有非议的人物：军事上亦无建树，官场上官运亨通。此次受命出任远征军总司令，事先被交代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委员长认为这样可以缓冲史杜之间的矛盾冲突。委员长选中罗卓英出马还有另外一番深意。罗卓英军事上平庸，因此不交予指挥权，但是罗卓英与杜聿明分别来自对立的陈诚系和何应钦系，可以起到互相牵制和约束的作用。委员长不是信不过杜聿明，而是任何人大权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对史迪威来说，情况就简单得多。委员长夫妇只在曼德勒停留两日，十日返回重庆，临行前告诉史迪威，他只消取得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出现任何障碍。史迪威相信了委员长的话。美国人天真地认为战区总参谋长理应对远征军总司令行使指挥权，并且罗卓英满口表示服从。这样，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败日本人的曼德勒会战中。 　　四月十六日，盟军西路战线一片混乱。 　　十二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战术，神速地穿过英印军布下的三重防线。日军好像神话中那只射开山门的响箭，直直地射中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滨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大军的退路，将英缅军主力两万多人全部装进了口袋。 　　十六日黎明，亚历山大总司令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大为惊慌。他断定日本人一定使用了空降战术。总司令一面命令炸毁油田，一面匆匆组织突围。一连两天，仁安羌油田上空浓烟滚滚，爆炸声不绝于耳，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倒坍，变成一堆堆焦黑的废铁。 　　突围完全是徒劳的。军心大乱的英缅士兵几乎一触即溃，他们的进攻在日本人的强大火力面前被碰得粉碎，留下一片片狼藉的尸体。至十七日傍晚，英缅军除了在敌人阵地前面丢弃了大约两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移动一步。 　　入夜，善于夜战的日本人派出小股队伍进行夜袭，于是仁安羌到处都是射击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乱作一团，自相残杀，第一师师长斯利姆少将在无线电里绝望地喊道： 　　“……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人能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显示奇迹。” 　　《太平洋战争》载：“……四月十六日，疲惫不堪的英缅军士兵被切断退路，仁安羌的井架和储油罐在爆炸声中熊熊燃烧，强大的日本兵团扎紧了口袋，他们眼看就要遭到同新加坡和马尼拉盟军一样的悲惨命运……” 　　然而缅甸毕竟不是新加坡。 　　午夜刚过，一支满载中国士兵的车队在坦克掩护下突然出现在滨河大桥阵地以北。天快亮时，桥头阵地被收复。一个团的中国士兵在十多辆美制坦克掩护下继续向日军进攻，猛烈的炮火把猝不及防的敌人打得纷纷溃败。 　　上午十一时，亚历山大将军得到报告：日军阵地被攻克，一个大队敌人被全歼。 　　口袋打开了，死里逃生的英缅败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过桥去。他们扔弃了不计其数的车辆和武器，然后没命地向北溃退。中国军队在他们身后的仁安羌又坚守了三天，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最后主动撤离战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胜利虽然远远够不上辉煌，但是他们毕竟在关键时刻把敌人防线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从而拯救盟军主力免遭覆灭。 　　这只中国部队番号为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少将，四十一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因此获得英国皇室勋章一枚。 　　仁安羌之战历时一周，日军功亏一篑，仅仅占领一座空城。第三十三师团因此受到军司令官严厉训斥，联队长作间河也大佐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对一个疯狂崇拜天皇和战争的日本军官来说，打败仗不仅意味着失去立功和晋级的机会，而且意味着在军队里永远抬不起头来。《缅甸作战》载：“……该大佐作战勇猛，具有古典武士的风格……他亲自参加掩埋士兵尸体，以表示对失败的反省……” 　　《东京审判》（苏联军事出版社1984年版）载：“……在南亚的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日本人同样惨无人道地对待战俘，任意枪杀，火烧，活埋……”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战争是一种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具有一切排斥理性和不符合常规的性质。因此当军人在战斗中尽了最大努力仍无法摆脱绝境，他就有权利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这时他仍然是光明正大的，合乎人道和保持了荣誉的军人（战俘）。为了让他的亲属知道他还活着，根据西方公认的国际惯例，敌国一方还得把他的名字通知中立国。战俘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说，都不能算作蒙受羞辱。 　　日本人对此恰恰难以理解。 　　《昭和天皇史》载：“日本天皇发布的《军人敕谕》第三条规定：‘军人必须弘扬军人精神，为君为国牺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第四条规定：‘军人须重廉耻，勿辱国，不许败坏军人操守……’” 　　以《军人敕谕》为依据制定的《军人手令》第七条规定：“……叛乱、投降、越权、渎职、抗命和逃跑一律处以死刑……同交战国媾和后，被敌方遣返的军人将以投降罪论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在巴丹半岛、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和印度尼西亚，成师成团的英美军人放下武器，打着白旗走出战壕投降。这种意志薄弱和贪生怕死的景象一度令所有的日本人吃惊。对日本人来说，当他们面临同样的绝境时，军人只有一个选择：即冲锋或者自杀。士兵们将这种选择赋予一个崇高而壮烈的名词，叫作“玉碎”。日本人不能容忍自己被俘，同样也不能容忍别人做俘虏。。正如后来许多英美战俘描述的那样，在战俘营里，任何人笑一笑都是危险的事，因为那样会惹恼日本看守并招致丧命的危险。日本人由于鄙视战俘而肆意虐待和屠杀战俘的事例在西方广为流传。西方人由于不了解他们的对手这种精神至上的人生观和残忍的民族性格，因此就注定要在后来的战俘生涯里遭受许多难以想像的折磨，甚至无端地送掉性命。 　　作间联队长命令将英国战俘押上来。 　　英国俘虏共有十一名。当他们被押到大佐面前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和惊慌。这些白人军官由于平时养尊处优，习惯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高高在上，因此即使做了俘虏也未完全放弃英国人的优越感。他们沉默着站成一排，有的抱着胳膊，作出悉听尊便的样子，有的则放肆地打量面前这些邋里邋遢的小个子敌人，嘴角挂着讥讽的嘲笑。 　　作间大佐的尊严和兽性被仇恨同时燃烧着，他感到自己好象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渴望嗜血。于是他把手按在长刀上，慢慢逼近他的猎物，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咆哮。 　　他嗅到猎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甜的血腥味。 　　第一个受害者是个蓄金黄胡髭的年轻中尉，。他虽然衣冠不整，脸上挂着伤痕，但是发育良好的身躯仍然透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和青春气息。当日本军官逼近的时候，他甚至还在犹豫不绝，拿不定主意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敌人。 　　大佐猛然拔出长刀。锋利的钢刃好像毒蛇在空气中丝丝地响着，然后化作一道寒光直直地射向俘虏的身体。俘虏来不及叫喊或者躲闪，甚至来不及感到疼痛，就被从肩到胯斜斜地劈成两段。 　　大佐听到敌人的骨骼和心脏在刀刃下呻吟和颤抖。 　　白人军官们被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屠杀吓呆了。他们抗议，他们叫骂，但是没有用。残暴的日本大佐根本不管那一套，只管发疯地挥舞长刀，左砍右劈，喷溅的鲜血糊了他一头一脸。 　　最后一名在长刀举起的时候交了好运。师团命令立即送一名英国俘虏去审讯，所以死神在最后一刻擦着他的头发梢离开了。他是这场屠杀的唯一幸存者。他的名字叫威斯特·豪森，军阶上尉。豪森上尉后来在日本人的战俘营又度过了三年苦难的岁月，一九四五年被营救回国。战后神经错乱，死于一九四八年冬天。 　　联队长命令将剩下的缅甸和印度俘虏就地处决，不留痕迹。于是那种在中国南京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的千百次的集体屠杀又在缅甸中部的仁安羌重演。这批俘虏从军官到士兵共计三百七十一人全部惨遭杀害，并毁尸灭迹。 　　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类似屠杀在缅甸至少发生十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