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的首都——重庆。
在史迪威过去的印象中，重庆是座秀美而热情的南方山城，建筑古朴，气候宜人。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史迪威对中国并不陌生。
当乔（乔是史迪威的昵称）还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览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的儿女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与史迪威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在机场发回的通讯中把中国陪都描绘成：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并非狂热的梦想》）
埃里克·塞弗赖德先生的描绘并不夸张。一九四0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空袭多达数十次。在重庆，有时空袭不分昼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机关搬进防空洞里办公。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异党份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相，专门报喜不报忧。“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乔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家族啊！”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每逢阴雨天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史迪威出使中国》）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永远也产生不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这才是事物的本质结论
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重庆的统治阶级生活却依然奢侈，这种鲜明的两极分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蒋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身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欢迎仪式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夫妇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只有陈纳德少校落在人群后面，显出落落寡欢和垂头丧气的样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军司令的反常表现，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后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时小声说：“你没看出来吗？这头蠢驴在吃你的醋哩！”
史迪威大吃一惊。
他在美国时曾经隐隐约约听说过陈纳德追求蒋夫人的桃色新闻。上校象个痴情的绅士，每天派人给夫人送去一束鲜花。他原以为这不过是逢场作戏，或者传闻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没想到空军司令果然堕入情网，他对此感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声对大使说。
“恐怕难以奏效，将军。不过你不妨试试。”大师不动声色地回答。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了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席间，蒋夫人趁碰杯时向史迪威投去迷人的一笑，用英语说道：
“将军，您能向我保证，今后一定不抛弃我的英雄陈纳德吗？”
史迪威一本正经回答：“也许不，夫人，就象蒋先生不会抛弃他的夫人一样。”
蒋夫人不屈不挠地追问：“您是说，您已经向我做出了保证？”
史迪威感到委员长从一旁投来狐疑的眼光，他索性用汉语大声回答：“您说得对，夫人，我保证让他回到他该去的位置上。”
据说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陈纳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为空军上校认为史迪威不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国英雄。
后来他自始至终同中国人站在一起反对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代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后来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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