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将士誓死报国 　　要抹杀川军的功绩，确实没有道理。就以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为例，1938年5月以后，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担负固守长江南岸，掩护炮兵腰击敌舰、布放漂雷、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策应保卫大武汉作战的艰巨任务中，取得了很大战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参战老战士岳星明回忆：“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8月到1941年底，川军击沉和击伤敌各类船舰约2000余艘。敌人心惊胆战，一方面派出大批部队进行扫荡，一方面被迫靠长江北岸夜间航行……” 　　攻克“马当要塞”更是抗战史册上一项光辉战绩。1940年10月11日，时任二十一军军长的陈万仞部奇袭马当要塞，不但攻占了马当最高峰，日军矶田守备队一部被歼殆尽，川军还焚烧了日军的弹药库汽油库各一所，缴获粮仓一所，战马50匹，其他战利品无数。12日攻占马当要塞后，又以塞内的日军大炮向长江中停泊和往来的日本船舰开炮，击沉击伤多艘，完成了腰击日舰，控制长江的任务，阻断敌人长江航运数天之久。而且，从攻占马当最高峰到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受到各方称赞…… 　　陈万仞二十一军的功勋，并不只见于历史资料。四川著名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收藏到一只孤品瓷杯，上面画有“钟馗打鬼图”，只不过此鬼为日本鬼子。瓷杯上的诗句是：“紫面蓝袍鬓插花，驱邪降福仰卿家，而今到处妖魔厉，切莫宽容放纵他！”署名万仞。 　　万仞即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瓷杯为景德镇名匠王大凡制。当年制作的这种瓷杯流行于世，无疑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川军的抗战勋劳！ 　　武汉会战中，就连才出川不久的二十九集团军也作战英勇。1938年9月，日寇的一支海军沿长江西犯。该集团军四十四军一四九师王泽浚令四四七旅旅长孙黼阻击。该旅八九三团在黄柏城附近的九狼山与日寇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遭遇，激战通夜……川军士兵用四川土制的“麻花手榴弹”，炸得日寇人仰马翻，纷纷向军舰逃跑。扔下的皮背包和呢大衣，全部为川军缴获。这一仗，四四七旅阵亡营长周道昌、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0多人。但打死了日寇指挥登陆的大队长，生擒了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缴获军用品500多件。 　　当时有个川军小兵叫孙能，人称“小精灵”，高兴地编歌唱道：“大头菜（指麻花手榴弹，形似四川的大头莱），真好吃！日本鬼子吃不了！不是肚子来胀破（指日寇被炸死），就是双脚忙跪到！”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被生擒时，双脚跪地，双手把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举过头顶，哀叫“大大的顶好”！但他一下火线就蛮横起来，见人弄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他就乱跳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他又嚷：“米西！米西！”川军士兵晓得他想吃饭，就把大家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吃。他又嚷：“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原来他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学生，学过华语，能讲几句夹生的中国话。后来把他送到重庆，他还告了川军一状，说虐待他……该部川军后来还以“虐待俘虏”被记过处分。 　　1939年5月1日，川军刘雨卿部在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率领下反攻南昌。该师攻占南昌机场，击毁敌机三架，毙敌甚众。但全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一，刘雨卿负重伤，军长陈安宝阵亡…… 　　川军以前被嘲为“只知内战”、“不堪一击”、“双枪将”（鸦片烟枪加老套筒）……为什么出川抗战却成为屡挫强敌、战功卓著的忠勇之师呢？ 　　最主要的是异国疯狂侵略激发了川军官兵上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保卫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人人“自认是黄帝子孙，抱牺牲决心抗战到底，喋血疆场义无反顾”！ 　　如邓锡侯为总司令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北道出川后，官兵们说：“今天的抗战，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无的。如果战胜，则是国家之福，如果战而不胜，将国亡家破，子子孙孙，都要做人家的奴隶牛马！”所以“由成都至宝鸡1800多里路，跋山涉水，要走一个多月。沿途除了少数患病士兵过后赶到外，竟没有逃亡的！” 　　当他们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冰天雪地而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以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一杆步枪和两个手榴弹，要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浴血苦战，困难之多，不难想象……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6）“不怕敌人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伤亡如何大，但是没有一个官兵屈膝投降敌人的”。（7） 　　第二十军杨森部从贵州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了遗嘱，表示誓不生还的决心。士兵们有的说：“这次打仗是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有的说：“我们几千里路从家乡跑出来，无非是要尽国民的责任，不使敌人长驱直入！”也有的说：“为了抗日，杀日本鬼子，我们吃些苦也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二十军从贵州出发，步行奔赴前线时，“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地走一百里以上的山路，晚上又要自己打草鞋。一天只吃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有时只吃到一顿饭”……官兵虽感疲乏，但杀敌心切，日夜兼程。由贵阳到长沙，一般要走59天，但这次“竟于14天中全部到达”，刚到武汉就踏上了驰援淞沪的征途…… 　　许多旧川军将领，此时也都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军人的荣誉感。外号“范哈儿”的范绍增（电视剧《哈儿师长》的原型人物），就是最典型的。 　　他原是袍哥出身的土匪，被“招安”后在刘湘手下当过师长。抗战后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在四川招兵编成一个整师，于1939年3月从四川合川县出发，加入第三战区序列，到达江西弋阳布防。 　　1940年8月，范绍增部在太湖沿线与日军发生激战。范绍增来到前线，与穿草鞋、背斗笠的川军官兵共勉说：“弟兄们，明天就要打仗了，本人叫伙房杀了几口肥猪，犒劳大家。不过，老子先把丑话讲在前头，到时候哪个畏缩不前，在小日本面前丢人现眼，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第二天，范绍增亲自督战，出动1.2万川军，击溃清乡扫荡的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数百人！ 　　1941年1月中旬，日军发动冬季扫荡，猛攻太湖。八十八军前锋不支，放弃阵地后退，被范绍增与副军长罗君彤阻住去路。范绍增高吼：“王铭章师长固守滕县以身殉国，何其壮烈！我们如果丢城失地，有何面目回四川见父老乡亲?” 　　范绍增亲率部队，连续三天两夜与日军激战，多次拼刺刀肉搏，终于在春节前夕将日军全线击溃，恢复原有阵地，还俘获日军迫降的一架飞机，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胜利！ 　　这年秋天，华东许多中央军失利，未完成“双十反攻计划”，唯独范绍增部收复了余杭县城，获军政部明令嘉奖……当地民众敲锣打鼓，抬着鸡鸭鱼肉在一百多里长的防线上慰问八十八军部队，还召开各界人士劳军大会，请范军长到会讲话。 　　范绍增昂头挺胸、大声武气地说：“这次打败日本鬼子，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我们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给部队带路、送饭、送水、送子弹，是打不赢的。请大家看倒，下次八十八军还要把仗打得更好，保护好老百姓。如果说过的话没有做到，你们朝我范绍增脸上吐口水，我范绍增揩都不揩！”他的讲话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范绍增多次对军官们说，部队要打好仗，就要得到老百姓拥护，还必须纪律严明。他经常突然在开饭时间跑到连队，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若发现菜饭不好，就当众把连长、司务长喊来大骂：“你们这些狗日的，士兵伙食不弄好，他们有啥子力气打好仗?打不好仗，咋个对得起老百姓?今后再叫我抓倒，老子枪毙你们！” 　　八十八军因功不可没，不久升为甲种军。全军正高兴之际，范绍增却因不是蒋介石嫡系，奉命升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明升暗降，失却兵权。他在失望中离开部队，称病回四川，到重庆“范庄”做寓公去了…… 　　高级将领抗日救国热情高涨，下级广大士兵更是以死报国。 　　1941年3月18日，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陈鸣谦部奉命布雷时，搜索排士兵庞德贤和日军巡查队狭路相逢。他要战友回部队报急，自己却被敌人抓住，要把他带走。他大骂鬼子。日军残暴地挖掉了他的眼睛、割去他的鼻子和舌头，终至悲壮而死…… 　　又如李家钰四十七军，也出现不少英勇献身的烈士。1944年5月13日云梦山之战，第一○四师三一○团八连李连长，与敌激战到最后一人，身受数伤坚不退却，仍怒骂杀敌。一个日军军官使用战刀从背后把他拦腰劈为两段……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川军官兵从上到下都满怀杀敌报国一腔热血， 怀着“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的决心，所以川军“临战之勇，奋斗之烈，较国内任何部分军队亦无愧色”。 　　出川抗战纪律严明 　　川军出川后军纪严明，和打内战时的“烂军队”迥然不同，赢得各地民众的爱戴和支援。 　　邓锡侯等川军将领出川时反复告诫官兵：“这回到距四川很远的地方，去对日寇作战，时时刻刻要亲近民众，爱护民众，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得着民众的帮助，才容易打胜仗。”官兵们“很了解这种意思，确能遵守纪律，从成都到宝鸡，沿途鸡犬不惊，很受民众的欢迎……” 　　后来二十二集团军增援太原途中，当地人民不但“问路就带路”，而且深夜涉水过潇河时，“因水深过膝，寒冷刺骨，四川人有些吃不消，一时过不去，老乡们就主动地往来扶掖或背负，使部队顺利地过了河”。由太原外围南下时，“徒步行军约周余，全赖晋中人民的供应和支持，才到达赵城、洪洞集结”。 　　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和民众关系融洽，蒋介石也特电嘉奖说：“该集团军纪律严明，人民爱戴，转战各地，备著辛劳。特电嘉奖！”（见前文第6章） 　　川军在这方面深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如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就仿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四大纪律，十四大注意”。四大纪律是：“决心英勇抗日，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国军团体”；十四大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和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物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守纪，负伤交枪。”还规定部队在早晚点名时要集体诵读。 　　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也深受八路军的影响。认识到“离开民众，要想打胜仗，是绝对办不到的”，因而十分注意军队纪律和群众关系。“师行所至，抚劳闾阎，力惩骚扰”。1938年春节期间，四十七军军部有一个军官强奸民妇，李查实后立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受到群众称赞。在长治作战时，“官兵宁愿饿死，不愿掠夺，深为民众所景仰”。驻军河南时，当地发生蝗灾，李家钰下令抽出人力协助民众治蝗，并节约军粮，救济灾民……“故尤得民众助力”。 　　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在江西前线，也曾发生过守卫覆血山的李营在敌人进攻时“未受命即行退却”，结果营长被枪决。一个机枪连长“违命拉”，也被枪决…… 　　正因为军纪严明，所以川军在作战过程中，到处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援，救助伤员、运送军粮、弹药，提供消息等等。 　　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陈万仞部驻防繁昌时，也因为待老百姓“如弟兄，买东西给价，分文不少，借东西原璧归还，说话平和，老百姓知道川军可亲，便纷纷为川军服务”。 川军的吃饭、烤火、住房子、向导、抬伤兵，全由老百姓自动供应……妇女也不怕兵了，为川军缝补衣服，洗涤一切…… 　　一个渔民因接应梅梗江岸布雷被困的川军，该部旅长要奖赏他十元钱表示感谢时，渔民说：“谁要你的钱!你们川军几千里外来到皖南，为了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你们用鲜血保卫我们，这种小事情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在长期内战中被人瞧不起的“烂丘八”、视之如虎狼的川军，在远离故乡万里之外的战场，能得到民众如此厚爱和支持，令他们深深感动。川军官兵常这样说：“能得民众这样爱戴，可说是死而无憾了！” 　　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评论王铭章滕县血战的文章说：“王师长每到一个地方，即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在这次滕县血战的时候，许多老百姓给了我军以极大的精神上物质上及其他种种的帮助……这一次滕城血战与王师长之殉国，又再一次证明这一真理：只有爱民的军队，方能得到人民的爱护，也只有得到人民爱护的军队，方能取得对敌的真正胜利！” 　　川军前线作战过程中，还曾得到过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和支持。 　　二十二集团军初到山西战场，阎锡山不给川军发武器弹药服装，连作战地图也不给。周恩来和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登门拜访该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抗战形势，并送了几张军用地图。邓锡侯十分感动：“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邓锡侯的集团军总部和八路军同驻洪洞期间，两军相处亲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拜访邓锡侯，并送邓一匹缴获的日军战马。朱德多次应邀给川军军官作政治军事报告，讲授游击战术和作战经验。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曾与川军联欢、慰问演出…… 　　四十七军李家钰部驻山西长治时，十八集团军的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驻李军左翼地区。十八集团军有个连队也驻长治城内，晋东专署也设在此地。李家钰常和专员、中共人士薄一波等往还，军政关系十分融洽。1938年1月，李家钰和刘伯承在开封参加军事会议后同回长治，李特邀刘伯承在军部住了一周，并请他给四十七军营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等问题。后来李家钰还派了侍从副官孟德富等十余人到十八集团军军部学习游击战术，回四十七军后，李家钰主持开办训练班，让孟德富等担任教官，训练川军干部…… 　　李家钰的儿子李克林老师对本书作者说：“这一措施为四十七军培养了一批懂得游击战术的军官，并使四十七军在以后对敌开展游击战中，屡获战果！” 　　四十七军和八路军关系亲切。蒋介石在抗战中和中共军队发生三次“摩擦”高潮。蒋曾命令李家钰进攻太行游击支队，并要李家钰将有关共产党情报、密令另立保密专案陈报，李家钰均抱着应付态度，敷衍了事。 　　二十二集团军的一二七师和中共关系更密切。这个师的师长陈离早就和中共有联系，他率部出川刚到西安就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派中共党员张晓峰到陈离师部，担任上尉副官，负责陈离与中共的联系工作。陈离在滕县战役中负伤回武汉医治，朱德曾致电慰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吴玉章、董必武等都亲去医院慰问。陈离伤愈后任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师部移驻老河口时，与中共李先念部是友邻。陈离请李先念到师部来住了6天，商讨两军如何团结抗战。陈离又安排中共党员胡春浦、易野源到四十五军政治部，以便联系。此后陈离多次向新四军赠送枪支弹药、电台、被服等军用物资。陈部在反扫荡中也得到李威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和陶铸等率领的游击队的密切配合…… 　　在皖南的川军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和新四军的关系最初也很密切。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有“患难旧交”，此后两军多次亲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