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金 　　1938年冬天，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十四班学习，还有三个月便要结业了。有一天，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把我叫了去。他对我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华北、华中、华东的广大国土被国民党丢弃了。为了动员当地人民起来抗日，我党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加强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抽调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他边说边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 　　我自1931年在自己家乡福建上杭入党后，就已经把一切都交给党安排了。当上红军，又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知遇到多少次的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全力以赴地工作，从来没有挑挑拣拣过。这一次，富春同志征询意见，我很轻松地说：“我去华北吧!”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连我也闹不清。大概我是南方人，到北方工作困难更多一些。越是艰苦越向前，越能锻炼人吧。 　　富春同志听完我的话，笑了笑说：“我看你去华东最合适，东南分局缺少干部。”他说完后又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曾山同志。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富春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1935年，曾山同志到苏联学习，1937年回延安时，同我一块参加长征的危秀英拉我同去见过这位省主席曾山同志。这次，曾山同志来延安，是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他端坐那里一言不发，从上到下穿得非常整齐，长得眉清目秀，里外透着一股阳刚之气。我想，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准没错!便点头答应了。 　　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曾山同志带着党中央分配的20多名干部，冒着凛冽寒风，从延安出发，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下。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挠，迟迟不发给护照，我们在西安竟等了一个多月。 　　那年我26岁，有人将我介绍给曾山同志。当时我怕结了婚，孩子拖累，影响革命工作，迟迟不肯答应。在西安这段时间，同志们起哄，非要我们完婚不可，有人甚至给中央组织部打了报告。不久，延安来电：“批准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于是，我和曾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为百年之好。 　　新婚之夜，在一盏油灯照耀下，我们俩都在沉思之中。 　　“东南分局妇女部的工作怎么干呢?”我耽心地问坐在对面的曾山同志。当时形势渐趋紧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新四军的境况不好，东南分局还在筹办之中。 　　“你难道没有信心吗?”曾山同志问。 　　这怎么说呢?我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便当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慰劳红军、坚壁清野的工作。不过那是单身一人。现在，我是说…… 　　我说什么呢?女人结了婚要生孩子的，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可这些，曾山同志早知道了。 　　新婚燕尔，护照发下来了。曾山同志立即乘飞机经重庆到南昌，向八路军办事处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一行坐大卡车向武汉进发，经武汉到沙市，从沙市到长沙，再乘火车到南昌，最后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司令部驻中村，军政治部驻云岭，东南分局驻丁家山，相隔二三里、三四里不等，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山清水秀，盛产稻米，真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到云岭不久，曾山同志也来到了，便开始组建东南分局，所属妇女部共四个人，李坚贞任部长、章蕴同志任副部长，我当干事，还有一位小毛同志。小毛觉得喊我们的名字麻烦，便按着年龄大小排列，喊李坚贞为大姐，章蕴为二姐，我为三姐。小毛这么一喊，别的同志也跟着叫。后来，许多人似乎忘了“邓六金”三个字，全称呼我为三姐。 　　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支前；组织识字班；教育妇女们剪头发、放裹脚等。 　　皖南泾县是个山区。从丁家山到浙江去，只有一条通道，那是一个大山谷，山越走越高，谷里的村庄越来越小。记得，在那条谷里，坐落着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小河口这个小山寨在山的最里面，总共不过百十来口人。但它是个咽喉之地，我们出去，或者由浙江和上海沦陷区前来投奔新四军的有志青年，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妇女部的同志便在此蹲点。 　　顺便说一下，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我们脱下红军服装，一律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我们心里虽别扭，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如此。 　　我们外表穿戴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我们都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从丁家山到小河口，要走几十里山路，爬山涉水，很是艰难。因此，我们一去，就住好长时间。我们待老乡如同亲人，见年岁大些的老乡，我们喊大伯、大妈，见年岁轻些的喊大哥大姐。在群众家里，主妇进厨房，我们主动帮淘米、摘菜、抱孩子；在田间里，见老乡下田干活，我们同样帮挑粪、插秧、割谷子，样样庄稼活儿拿得起、放得下。 　　老乡们见我干农活像模像样，是个庄稼把式，他们很是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受苦人出身。全家兄妹六个，我是老六，所以叫“六金”。可是，只有“金”字之名，却没有“金”的福份，我生下来没十天，父母被迫将我送给了人家。我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碗饭吃，农忙时，我跟着养父养母干庄稼活。一家人虽很勤俭，仍衣不暖身、饭不饱肚。 　　“我还会犁地使牛!”我边说边从使牛把式手中接过犁头。老乡们见我这么能干，对我便信服了，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不少妇女心里有话不跟爹娘说，却跑来跟我说；有些家庭婆媳不和、夫妻吵架，也来找我去调解。日子一长，我们便成了群众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了。由于干群关系密切了，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积极行动，很有生气。 　　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没有什么油水。但不论是“官”还是“兵”，是“长”还是“民”，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饭食，穿的是同样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说怪话的。 　　丁家山还驻着分局的青年部、党校等单位。当时的青年人很多，十分活跃。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动手盖的简易礼堂里锣鼓喧天，煞是热闹。那时，曾山同志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打排球，热火朝天。 　　在皖南那段时间里，开始一分钱没有，后来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大伙把这五角钱攒下来，有时就分别“打土豪”了。几个年轻人，只要发现谁的钱攒多了，就嘻嘻哈哈推着搡着让他做东，到云岭镇的饭店吃一顿，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陈丕显同志是分局青年部部长，曾山、项英同志等都称他“红小鬼”。他常和我们一起活动。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至今仍令人留恋不忘。 　　1939年7月，我生下大儿子曾庆红。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征得曾山同志同意，我毅然决定将四个月的儿子送回他的老家——江西吉安乡下，交给奶奶抚养照料。 　　1940年下半年，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泾县四周的山头上部署大量的军队，妄图剿灭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 　　偏在此时，我又怀上二儿子曾应淮，而且怀孕反应厉害。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经常紧急集合、操练、野营。李坚贞大姐见我强行军下来，浑身冒虚汗，腿脚浮肿，劝我不要参加军事训练了。我想：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的一天，我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里生了瘤子，必须立即做手术。可当地没有手术条件。组织上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决定让我到上海做手术。我便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杭州、温州，最后到达上海。经医生详细检查，说我肚子里并没有瘤子，这才如释重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除千余人突围外，八千余同志伤亡，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得捶胸顿足。若不是临产，我定会即返疆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分局的所有干部转移到了苏南，故幸免于难。 　　我生下二儿子庆淮(小名“阿流”)后，听说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我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一路之上，我对自己说：“投入到工作中去，跟上队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