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人员分批撤离皖南,转移到苏中、苏南敌后根据地,准备继续北上。
其实,皖南事变前后,苏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了,不仅国民党军队阻挡着新四军北上的路,而且日本鬼子也严密封锁了铁路沿线。沿线的村庄都变成日本鬼子的“爱护村”。在“爱护村”里,人人要挂“良民证”,村里实行联保,扬言如果发现窝藏一个新四军战士,全村人格杀勿论。同时还封锁了运河和长江,船只全部被管制起来,以阻止新四军渡江北上。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先行撤离的几个梯队全部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组。战士们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地方党和老百姓的掩护下,分散行动,待机北上。
像鱼儿游到了水中,在这段时间,新四军战士生活在老百姓家里,军民之间演绎出许多鱼水情深的故事。
女兵们到哪里都招人喜欢,房东家的大嫂搂着女兵的肩叫“妹子”,大娘拉着女兵的手口口声声喊着“闺女”,女兵们要不是任务在身,真是舍不得离开了。
在溧阳县西溪镇,女兵张薇、郑人觉、项文格、蒋静林、杨天等人全都成了农村姑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1941年春节快到了,姑娘们了解到当地有不留外人在家吃年夜饭的风俗。乡亲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作为革命军人却要注意这一点,这是群众纪律。她们提出单独过春节,乡亲们同意了,给她们送来了大米、咸肉、青菜、柴禾及餐具。
大年初一,日伪军来村里骚扰,女兵们混在群众中一起离开了村子。她们不知道,房东大嫂却经受了一场劫难,日伪军用鞭子、枪托抽打着大嫂,逼她说出新四军战士的下落。大嫂紧咬牙关,始终未吐一字。日伪军一无所获,洗劫了村子后扬长而去。姑娘们回村后,看到家里的锅、碗都给砸了,大嫂也遍体鳞伤,禁不住抱着大嫂哭了。大嫂含着泪安慰她们:“那帮家伙虽然砸了我家的锅,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你们放心吧!”女兵姑娘们擦着泪,抚摸着大嫂的伤痕,暗下决心: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我们,我们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罢休。
春节过后,天气依然阴沉沉的,日本鬼子仍然隔三岔五地来“扫荡”。有一天,女兵姜辛耘接受了县委指派的任务,要从县委所在地北新桥到包场镇去找区委书记商议事情。一路上,行人稀少,寒风阵阵。姜辛耘正埋头赶路,想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忽然,迎面跑来一批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有的挑箩筐,有的提竹篮,妇女抱着孩子,老人牵着牲口,神色仓皇地跑着,说是日本鬼子已经进了包场镇。可那里,正是她要去的地方。
老百姓跑远了,姜辛耘继续往前去。根据经验,她知道这个时候区委可能已经转移到包场附近的河南乡去了,眼看天要下雨,得加紧步伐赶到河南乡!正在这时,只听得身后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脚步声,姜辛耘回头一看,见是一位老人正急急忙忙地追赶着她,并问:“姑娘,你到哪里去?”她机智地回答:“学校停课了,我要回包场家里去。”老人告诉她:“那里到了日本鬼子!”姜辛耘没敢答腔,仍加快脚步往前走。老人紧跟其后,走了一段路,又说:“姑娘,天快黑了,前面去不得。就在我家过一宿,明天一早,我带你过小桥、抄小路,到包场去。”
这位老人急促而诚恳的话让姜辛耘停下脚步。望着这位素不相识但却面目和善的老人,她迟疑了一会儿,就点头同意了。
老人热情地招待她吃了晚饭,安排她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人就已把早饭烧好,招呼姜辛耘吃过早饭,指引她过小桥、抄小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找到区委书记,完成了任务。返回时,姜辛耘特地买了一条红纸包的米糕,向老人家道谢。老人笑眯眯地一边竖起四个指头比划着,一边说:“我姓胡,而你……都是自家人嘛!”
类似这样的故事,许多女兵都碰到过,虽然看起来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当年流传最广、最感人的是发生在苏南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一位老乡用自己的女儿换下了一个女兵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新四军女兵徐若冰身上。
1941年初,丹阳里庄桥附近的苏南交通站到了11人,其中只有徐若冰一个女同志。他们在交通站站长的安排下,每天早出晚归,清早背上行装,躲进离村二三里路的竹园里,等到吃饭的时候回到村里,吃完饭后,又匆匆离去。
发生故事的那天,北风呼啸,夹着蒙蒙细雨,路上几乎不见人影。就在回交通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着说:“这样的天气,汪派(伪军)不会来的,我们放心吃饭吧。”可是,话音未落,只听交通员大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来了!”接着,枪声、嘈杂声连成一片。11位新四军战士混在老百姓中间,纷纷向田间跑去。新四军女兵徐若冰慌忙中发现,人群中竟看不到一个妇女,只有自己是个女的,混在里头目标显然太大。怎么办?正不知所措之际,交通站隔壁跑出来一个老人,他一把拽住徐若冰:“姑娘,快!快到我家来!”
老人也姓徐,是交通站站长的弟弟,他头发花白,五十多岁,配合他的哥哥帮助新四军做了许多好事,周围群众像尊敬他哥哥一样尊敬他。他让徐若冰到灶下烧火,以避开伪军的视线,叫女儿鸣凤在灶头上做饭,并对徐若冰说:“不要怕,你就说是我的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
伪军一进村就不停嚷嚷:“谁是新四军,快快站出来,否则,抓到后立刻打死他!”“谁窝藏新四军,就没有好下场!”随着一阵吵吵嚷嚷,几个伪军闯进徐大爷家。他们像饿狼似地乱翻乱找,翻箱倒柜地掠夺财物,注意力并不在搜查新四军上。就在他们刚要离去的时候,进来一个便衣汉奸,他贼眼一溜,发现了徐若冰,一伸手把她揪了出来,喝问道:“你是不是新四军?跟我走!”
没等徐若冰开口,徐大爷连忙护住了她,并跪下向他们哀求道:“她是我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她外婆周年忌日来的,不是新四军,求老总放了她吧!她胆小害怕呀!”徐若冰此时不能说话,一开口,口音不对,更会引起怀疑,索性就装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一样,站着不动。那个汉奸看看她的穿着打扮,又看看她的神态,对徐大爷的话似信非信,手仍揪着不放。徐大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总,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话,请看挂在墙上的锡箔、纸钱,我们正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个汉奸说:“不管她是不是新四军,我一定要带走!”说着就恶狠狠地揪着徐若冰的衣领往外拉。
眼看着那汉奸态度坚决,非要把徐若冰带走,徐大爷急了,他含着眼泪,指着他的女儿鸣凤说:“老总,你们要带还是把她带走吧,若是把我的外孙女带走,我对不起她的父母和外婆呀!”就这样,汉奸把许大爷的亲生女儿带走了。
鸣凤姑娘一句话也没说,跟着汉奸走了。徐若冰着急地抓住徐大爷的手:“大爷,鸣凤她……”许大爷拉着她的手说:“小徐,你不好再呆在这里了,马上送你走!”她还是不放心地问:“鸣凤怎么办?她不要紧吧?”大爷安慰着说:“你不用担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办法弄出来的;如果你被带走,就没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若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徐大爷,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不久,她安全地过了运河、过了铁路、过了长江,到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
全国解放后,徐若冰曾多方打听徐大爷和鸣凤姑娘的情况,都未有结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徐若冰被审查,“造反派”为了找出她“可能是叛徒”的证据,到丹阳外调,居然找到了鸣凤。当年这个舍身救女兵的鸣凤姑娘,面对“造反派”的“三堂会审”,严正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又一次保护了徐若冰。徐若冰也由此找到了鸣凤,并把她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徐若冰是永远也忘不了人民的,无论在哪里,她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单位里的优秀分子或先进分子;离休后仍不忘发挥余热,年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离退休干部。
然而,徐若冰由于出身豪门,社会关系又比较复杂,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她屡屡被作为审查和批判的对象,这一点让她终生感到十分委屈和不解。
徐若冰是福建福州人,一个富商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有丫鬟服侍,每日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燕窝粥、人参汤也不知喝了多少,可是身体却娇娇怯怯、弱不禁风。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被精心呵护着,却看不到外面的新气象,呼吸不到门外的新鲜空气。长到五六岁了还没有出过门。她外婆在上海,来福州看女儿、看外孙,见到小若冰瘦得像根豆芽菜一样,十分心疼,决心把她带离福州,让她去换一种生活。徐若冰从此走出了福州的豪门大宅,到了上海,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上海凭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成为我国第一繁华商埠。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我国大门,上海便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望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看到江面上挂着外国旗子的货轮趾高气扬地穿梭般来往,徐若冰既看到了上海的繁华,同时也感到十分不解,小小的心灵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可以在上海设立“租界”,瓜分我们的领土?
徐若冰呱呱坠地的那一年,“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批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而起,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号,掀起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北京、上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徐若冰到上海读小学的时候,上海的新思想早已十分活跃。她在学校里开始接受新的教育,听了不少有关苏联的故事。她从这些新的故事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1931年9月18日,已上初中的徐若冰听到楼上女生一片哭声,她们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我国而愤恨,为失去美丽而富饶的东三省而痛心。徐若冰和她们一样感到愤恨,和她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入侵,抗议蒋介石拱手揖让领土的“不抵抗主义”,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
动荡的政局,加上对共产党认识的误区,徐家怕若冰在外惹祸,便把她召回福州,让她在福州“安心”读书。但她“安”不了心,学校准备开除她,她又悄悄回到上海。
徐家是个大家族。在徐若冰的记忆里,光叔叔就有30多个。她的一个姨在上海是共产党员,正是这个姨和姨父把她送进了革命队伍。1937年12月,姨父把她托给当时在上海红十字会工作的乐时鸣,请他把她带到延安。这无意中的一托,便把徐若冰的终生托给了乐时鸣。
乐时鸣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红十字会交通股工作。上海沦陷后,红十字会忙于抢运伤员,一路辗转上海、宁波之间。徐若冰也参与其中工作,期待着这一任务完成后,可以到延安去。由于时局的变化,去延安的道路受阻,伤员也老是运不完,乐时鸣率领的红十字会交通股与上海煤业救护队合并,一路开到了安徽新四军驻地。
如今,他们已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将军驰骋时立马横刀鸣乱世,若木逍遥日清冰润玉献香枝”,这是友人为他俩金婚纪念时撰写的一副嵌名联,真实地写照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于乱世间横刀立马,勇斗顽敌,又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奉献一生,虽然一生风雨坎坷,但他们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