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下旬，汉口码头。一艘开往九江的轮船正要启锚远航，只见急匆匆跑来三位姑娘，她们梳着齐耳短发，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三步并作两步地飞跑上船，刚刚站稳，“呜”的一声，轮船离开了码头。 　　早已在船上焦急等待着的另外几位姑娘，与她们紧紧相拥，高兴地又说又笑，像一群挣脱了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这些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是较早觉醒的一代，她们不忍看山河破碎，不忍看同胞遭受蹂躏，决心冲出早已不平静的课堂，挣脱妈妈的怀抱，奔赴抗日前线。为了不让妈妈知道她们要去参军，所以几乎什么行李也没带，偷偷跑出了家门，毅然登上将要启航的轮船。 　　航程开始了，她们的新生活也开始了！ 　　那些姑娘里有我们熟悉的张茜、林琳、丁剑影等人。 　　在新四军干部汪大铭的一则日记里〔1〕，记叙了他去看望战地服务团的战友时，看到随他一起到皖南的女战士郑伟明，便想起了她离家时的情形。 　　战地服务团女战士郑伟明，瞒着家庭，偷偷地跟着汪大铭等人离开温州，踏上了投军的艰苦旅途。到达温溪镇时，她父母得讯乘船追来，要带她回去。她就逃到山上躲了起来，不愿见父母的面。她父母十分伤心而无奈，最后，航船要开了，她父亲说：“伟明一定要去参加抗战，我们也拦不住，但分别时连父母也不见一面，未免太讲不过去，我们还给她带来一些衣服用品哩！”说完，他拿出一只箱子，放在船头上给大家看，并说这只箱子就是给她带的，希望她来拿去。汪大铭等人找到伟明，劝她到船上去见父母一面。她不肯，说：“不行，父亲肯定会抓住我不让我脱身的。”汪大铭说：“我给你保险，你父亲如果强拉你，我一定把你夺回来。”这样，她才拉着汪大铭一起上船去。谁知一上船，她母亲就拉住她大哭大叫，并要船老大马上开船。郑伟明拼命挣扎并呼救。汪大铭帮她挣脱了手，掩护她逃上岸去，自己也转身跳上岸，这时船已开动了。船越开越远，隐隐还听到她母亲的哭声。那只黄色的小皮箱还在船头放着，随着江水起伏摇晃。 　　出生在泰国的女孩钟时、许可、林苹，在泰国都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家。但作为中国人，她们不愿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外敌欺凌，不愿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外敌蹂躏，祖国濒临危亡使她们忧心如焚，她们决心回国参加抗战。钟时在哥哥结婚的那天，破例地让妈妈给她戴上手镯、项链等金饰，准备就用它们作为回国去延安的路费。她偷偷地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于1939年1月15日下午，与许可、林苹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躲在甲板上的牛栏里，在牛群中度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一早，钟时的妈妈、哥哥和父亲公司的总管乘小船追上轮船，劝说她回家。面对慈祥的妈妈，钟时却毫不动心，意志十分坚定，她对妈妈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我就跳海了！”“妈妈！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就会回来的！”妈妈见女儿如此坚决，知道无法挽留，只得流着眼泪，默默地祝愿女儿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早日回到自己身边。她把身上带着的泰币全都留给了女儿，抽泣着乘船回去了。此后，钟时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像这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的女孩子还有很多很多。 　　香港青年尹惠君，原是一位富家小姐，她却一心想到内地去参加抗战。她母亲为这个独生女儿的决心哭得死去活来。然而，她依然果敢地登上了开赴广州的火车。 　　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孙从耳，刚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学成归来。1939年夏，她自上海来皖、赣一带写生，途经皖南，闻得云岭驻军有一个“绘画艺术的组织”，便来战地服务团看看，找到团长并经交谈后，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所感动，决心留下来参加工作，坚信自己手中的画笔一定能为抗战作贡献。 　　还有不少年轻姑娘，在投军的路上，在兵荒马乱中，有的被日军飞机炸死，有的被流弹击中，壮志难酬身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