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如果说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是迈出了出师抗日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八路军在华北正面战场的作战结束后独立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就应是迈出的第二步，而这第三步就应是在山地游击战之后展开的平原游击战。 　　第三步虽然从作战形式上同第二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由于游击战争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使这两步有了不同的意义。 　　在山地打游击，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同蒋介石在山地打了十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带有山地游击色彩的作战原则。 　　所以，山地游击战对由红军转变而来的八路军并不陌生。但在平原打游击，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不难看出，如果说八路军在敌后是一把刺向日军的利剑的话，那这时剑尖又向敌人的心脏靠近了一点。 　　这一剑是在华北日军正虚弱的时候捅过去的。 　　1937年底至1938年3月，日华北方面军曾多次提出攻占徐州以连接华北、华中占领区的建议。但日军大本营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台儿庄战斗后，日军大本营判断台儿庄战斗意味着蒋介石已将主力集中到徐州附近准备决战，进而认为，趁此时机攻占徐州，定会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同时可为攻占南京作准备。 　　为此，毛泽东于4月21日以“毛洛胡”——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等发了一封电报，对平原游击战争作了进一步的指示： 　　（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日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要加以说明的是，在电报的拍发对象中，不仅有朱德、彭德怀的名字，还有陈再道、宋任穷，这是他们第一次作为直接的收报人。因为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原始的经验是由他们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具有战役意义的“东进纵队”也同时转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路东纵队”。 　　为贯彻军委的方针，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为加强主力，129师成立了新的385旅。 　　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旅长，下辖第769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4月下旬，129师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 　　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路东：意即平汉路以东），以129师769团、115师689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386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从这一部署中可以看出，这次分兵，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9师在冀南开展游击战争经历了几个阶段：1937年10月，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129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129师派武装力量去收拾残局。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认为129师虽然暂时也抽不出力量，但还是要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11月，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又派出了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游击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后，12月中旬，陈再道又率东进纵队赶到了冀南，进一步加强冀南的力量。到了1938年3月，又派出了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前往冀南，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 　　冀南的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1938年3月25日的一封电报中表示过他对平原游击战的关注。电报中写道：“铁路以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所得该处情况甚少。陈宋活动情形如何，望经常详细电告。”毛泽东正是从冀南、山东等地得到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报告，使他下定决心，要在河北、山东两地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从而将游击战争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在徐向前到来之前，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开创了不错的局面，但大家心里对平原游击战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仍没有底，因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作战对象应该是日本人，但在1938年4月前还没有和日本人交过手。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的：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 　　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针对这种想法，徐向前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 　　这的确是极不寻常的一句口号。它不仅仅反映了徐向前的创造性思维，更反映了徐向前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战胜敌人的信心和知难而上的勇气。“人山”实际上就是人民用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 　　我们不妨摘取《开展河北游击战争》一文中的部分，来领略一下“平原地的‘人山’”的“无限风光”：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使用，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正如文中所说“空喊是不成的”，徐向前到了冀南不久，打威县，除六离会，分化和打击伪军，收编杂色武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得不偿失”的威县之战 　　路东纵队的第一仗选择打威县，既是必需，也是必然。 　　先看“必需”。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来到冀南后，还没打过日本人。当时南宫以南的威县、平乡和临清等县都驻有日伪军二三千人，如能给这些日军以打击，对创建冀南根据地，鼓舞抗日斗志，是极为重要的。 　　徐向前在详细了解了冀南的全面情况后，认为部队刚到冀南，需要打一个胜仗，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提高和树立八路军的威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 　　再看“必然”。从力量分布上来看，南宫以东有“六离会”的问题有待解决，以北有赵云祥等游杂武装，如果向东或向北发展，就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南宫以西是巨鹿、任县，由于“巨鹿事件”解决得很好，其时，西边暂无事。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决定向南发展，攻打威县。 　　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由日、伪军各一部配备防守。 　　攻打威县的部署还是八路军的老套路：围点打援。 　　具体的部署是：以689团一部攻击威县，吸引日军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设伏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769团和5支队，设伏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 　　5月10日，战斗打响。 　　首先，由689团夜袭威县县城。午夜过后，689团的两个连悄悄从威县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抓住了守门的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袭击部队的战士信以为真，将那个哨兵放了回去。直到守城的敌人向进攻部队开了火，袭击部队才知道上了当，那个哨兵回去向敌人报了信。 　　偷袭已经不成，只有强攻了。袭击部队冲进城去和守城敌人展开了巷战，由于八路军的火力明显不如日军，冲进城的部队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100多人，但自己却伤亡250多人。 　　在689团开始向威县发起攻击后，埋伏在临清至威县公路附近的769团开始进入战斗状态。不久，只见威县方向有两匹马向着临清方向狂奔而来。 　　当看清马背上是两名日军时，埋伏的战士未及多想，就将两名日军从马上击落。当他们从两名日军的尸体上搜出威县守敌的求援信时，方感后悔。日军得不到威县的确切消息，是不肯轻易出援的，故769团的打援计划没有实现。 　　徐向前后来曾说：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 　　在一个指挥员指挥的千百次战斗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差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徐向前多年后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特别是对仅一个团规模的战斗能够如此要求，更不容易。 　　虽然威县一仗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日军在遭到袭击后，仍惊恐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威县一带随即落入八路军手中。 　　杀一儆百——再打“六离会” 　　“六离会”的名称源于八卦。六离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六离会头目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有8万余人，多为受骗的穷人，是冀南影响最大的一个组织。 　　不论是东进纵队还是路东纵队，根据中央“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的指示，能不动武的就不动武，坚持以改造为主。但是，就在徐向前指挥部队攻打威县的第二天，六离会竟然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八路军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0余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马事件”。 　　当天中午，徐向前就给刘、邓（并上报朱、彭）发了一封急电，汇报了事件经过以及所采取的对策。徐向前的核心思想是“惩办首恶”，对六离会“须停止并瓦解之”。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将它递给邓小平说：“冀南会道门的问题很复杂，向前同志对这个问题抓得很准，我们就是要‘枪打出头鸟’。”邓小平说：“这个六离会，肯定是有背景的，他们不抗日，我们去打日本人，他们却抄我们的后路。向前同志的这个办法很好。抓住六离会的头头，开公审大会，枪毙他几个，以儆效尤。”刘、邓迅速拟就了一个回电：同意你们的措施，应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你们可做好准备，待集总答复后，立即行动。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的回电就来了：南宫附近之六离会在民族危急到这样严重时，杀害抗日军人，显系汉奸组织行为。……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以自己的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 　　根据总部的指示，特别是“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的指示，徐向前又派人向六离会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危害抗日的行为，放回被俘人员，交回电台。但是，六离会首领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又向驻在张马、甘狼冢的八路军发起了攻击，六离会的会徒是一群乌合之众，自认为吃过“朱砂符”后，可以“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方队进行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 　　从六离会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所说“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是十分正确的。六离会的成员多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真正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 　　所以，骑兵部队在打退了六离会会徒的几次冲锋后，奋力冲杀，最后突破了六离会会徒的包围。在这个过程中，骑兵大队还是非常克制的，只是将六离会会徒驱散，而没有大开杀戒，否则，六离会是不会有什么所谓“缴获”的。对于这些人，是“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解决六离会的难点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