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毛泽东曾说：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这话确有一定道理。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中执掌帅印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学生见到蒋介石多称其为“校长”，而自称为“学生”，以体现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实际上不仅国民党军中到处可见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足迹，共产党的将领中也有很多出自黄埔，因为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在目共第一次真诚合作之时，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反对封建军阀势力的革命力量，其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大批的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无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徐向前堪称一代儒将，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人”。 　　徐向前10岁那年上过两年私塾，尔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从我军大多数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的简历看，参加革命前上过高小的实属凤毛麟角。 　　因此，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很高的学问了。在这所学校里，徐向前感受到了一个远比乡下私塾开阔得多的天地，使他拓宽了视野，启发了思路。由于家境逐渐衰落，在15岁时，徐向前失学了。 　　在一家书店干了两年多的学徒工后，一直热烈向往读书的徐向前于1919年又考进了公费的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徐向前的求学生涯并未到此结束，1924年初，位于广州的革命政府所办军官学校招生，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又对革命一往情深的徐向前，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进入黄埔军校，既是徐向前接受教育的继续，又可以看作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黄埔军校因建立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岛上而得名。以后，黄埔军校的名字越叫越响，“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原称倒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 　　黄埔军校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在其中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周恩来担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的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浑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也曾担任过军校的教官。 　　徐向前在黄埔学习期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学员们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战斗，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第一期开学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孙中山挥师北伐的过程中，徐向前参加了为孙中山放哨、警卫的任务。一个月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黄埔军校学生首次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作战，当时学员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也许是和黄埔军校有缘，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仅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干了一年，就又回到了黄埔，只是这次的黄埔不是广州的黄埔，而是号称“第二黄埔”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且是出任少校队长。 　　武汉黄埔分校时期，是徐向前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在这里，徐向前接触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黄埔军校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仅仅是黄埔第一期，就培养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像左权、王尔琢、周士第、陈赓、蔡申熙等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阎锡山的老乡 　　129师成立后，徐向前并没有随大部队一起行动，而是跟着周恩来一起到了山西。因为徐向前也是山西五台人，是地地道道的阎锡山的老乡，所以，军委希望徐向前能够利用老乡关系，走走“后门”。 　　山西省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自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的土皇帝后，五台地区就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县不如镇，镇不如村。”所谓“县不如镇”，是指五台县不如东冶镇，由于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很多，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所谓“镇不如村”，是指东冶镇不如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材，阎锡山的旧宅高墙大院、豪门深宅，绝非一般的县城衙门可比。 　　徐向前出生的村子与阎锡山的老家仅一河之隔，叫永安村。解放前，山西人只知道有河边村，而不知有永安村。解放后，虽然河边村名声依旧，但它终究失去了昔日的显赫，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而永安村却随着徐向前声名远播被整个山西人所熟识，并且山西人力有了徐向前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将山西彻底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帝国。阎锡山时代的任何一个山西人几乎都要受到阎锡山的影响，徐向前也不例外。 　　当徐向前考入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后，才知道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以便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该校校长自然也得是阎锡山的心腹。校长赵戴文，秀才出身，和阎锡山一块闹过“革命”，任过阎锡山军第4混成旅的旅长，在山西颇有些名气。此人能文能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虽然学校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但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初步的军事训练，还是为徐向前今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让阎锡山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很多共产党人都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不得不举起抗日的旗帜，摆出一副“守上抗战”的架式。即使这样，八路军在阎锡山的地盘上抗日，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商和解决，于是中央决定派中共的谈判专家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前往阎锡山处与之谈判。据徐向前自己说，这次能够与周恩来一起去，完全是因为他是山西五台人，沾了与阎锡山是老乡的光，并且在晋军中有很多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时算起已统治山酉有20多年了，一向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七·七”事变前，他奉行亲日反共政策，1936年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就曾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 　　阎锡山防了“共”却没有防住“蒋”。 　　蒋介石军队此时乘机以“剿共”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多年的独立王国。蒋介石窥视山西很久了，一直出师无名，这次总算找到了借口。 　　红军返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这时阎锡山才明白什么叫“引狼入室”。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就成为抗战的最前线，山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有人用“在三十鸡蛋上跳舞”来形容阎锡山当时的处境是很形象的。对日本，不能抗得过人，以免激怒日本人；不抗也不行，否则无法向山西民众交待；对蒋介石，拒蒋则自己势单力孤，难以完成“守土抗战”的艰巨任务，迎蒋则无异于引狼人室；对共产党，既要反共，又要将共产党作为暂时的同盟者。阎锡山确实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或者说是在“玩火”。 　　在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的同时，徐向前则利用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中任职的同学、同乡的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这段时间虽然不是打仗，但徐向前却忙得不亦乐乎。同乡宴后是私人拜会，然后又是小型座谈、校友会、群众集会等活动，徐向前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讲必宣传抗日”。 　　因为是阎锡山的“邻居”，徐向前不得不到五台县去做统战工作，以致于错过了抗战初期很多“游击”日本兵的机会，直到1938年4月的响堂铺战斗，他才有机会一显身手，指挥129师主力，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处惊不乱——响堂铺之战 　　虽然从作战时间上看，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作战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的，但在作战目的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月22日的长生口之战和3月16日的神头岭之战是为国民党反攻太原而进行的伏击战，到了3月上旬临汾、汾阳、离石、风凌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被占领后，日军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渡口猛进。这时，国民党“反攻太原”的口号已不攻自破，而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后方交通运输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邓徐又有了扰乱日军运输线，迟滞其行动，搞一次大伏击战的想法。 　　为此，师首长派出侦察员到几条公路沿线去侦察，了解日军的运输情况。 　　从了解的情况看，最忙的路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这条路上，来往汽车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警戒已经加强，在东阳关增设了新的据点。日军在公路沿线的驻军也明显多于其他地区： 　　黎城1000余人，东阳关150多人，涉县400多人，武安1500人。 　　刘邓徐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优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力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如果在这里设伏，寻机歼敌是比较有把握的。 　　到响堂铺作战的构想全部形成时，已经是3月下旬。 　　3月21日，刘伯承要去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这样，指挥的重任就落到了副师长徐向前的肩上。 　　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 　　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 　　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3月30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十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凌晨6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 　　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 　　原来第772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772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 　　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时多，第772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人，……苏家蛟被敌占领。 　　第二天早晨6时，陈赓又接到772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 　　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一边“电771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 　　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天，4月1日，陈赓又在3月31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 　　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 　　“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 　　上午9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 　　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右翼的771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 　　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 　　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 　　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 　　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团和769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 　　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 　　黎城敌汽车共有30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辆，约计缴获步枪300支以上，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弹药甚多。 　　我伤亡200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 　　请速动员至少400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 　　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条经验： 　　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 　　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4月4日，129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