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六路围攻” 　　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 　　石拐会议后，129师386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386旅771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 　　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师为例，以772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团），建立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1938年初，129师在原有3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个团。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师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1937年12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 　　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碰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是“亲如鱼水”。 　　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恐惧。刘伯承在129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飘浮，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第二个故事：129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写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兵的家信将这种恐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他认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 　　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跳出合围圈 　　川岸文三郎欲捕捉129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卒兵上了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曾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对手川岸文三郎。 　　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 　　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129师，川岸文三即在12月22日，指挥骑步兵2000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6路，对破路的129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 　　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772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 　　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冀反多路围攻的指示。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敌人企图肃清华北，巩固后方”。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交通。针对这一特点，129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 　　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并发表继续抗战宣言。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不仅日军在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固后方的作战。而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 　　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上下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这时772团1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一部日军警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 　　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作了综合判断。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得出了结论：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 　　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772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军分进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以第769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772团由内线转到外线。刘伯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到敌人的后方。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这样敌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人的伏击。”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772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772团来动作。 　　这次129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中的第一次，对于129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 　　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向772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 　　第772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进入村西北高地，抗击日军。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772团防守的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772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着日军的进攻，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772团手中。 　　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22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机枪声”，驻守里思村的772团1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起仗来被称为“王疯子”的772团副团长王近山。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紧张激烈，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 　　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领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 　　当772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团又迅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第二大在三路日军的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772团在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北军城也扑空。日军如无头苍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分狼狈。12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 　　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于27日全部撤退。 　　这是129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129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而怀疑打游击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凑巧，769团团长陈锡联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自然分工”。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自然是喝汤了。也许是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386旅调到了385旅，先任769团团长，后又出任旅副政委。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在红10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师长。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仗、硬仗。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深。 　　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共负伤7次，其中有4次是重伤。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有一次与敌人肉搏，他手抓、口咬、脚踢全用上了，仍然不能将对手打倒，情急中，他抱着对手朝悬崖滚去。看到王近山义无反顾的劲头，对手立时害怕了，伸出绝望的双手想攀抓住什么东西，口中也在不停地发出因惊恐而变了声的尖叫，但等待他的仍然只有坠崖后迎面扑来的大地。悬崖不算很高，两个人都没有摔死，但王近山的额角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疼痛几乎使他昏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忍着疼痛爬起来，将也因疼痛但已丧失了再爬起来的勇气的对手打死。从此，王近山的额头上就有了一块没有头盖骨遮拦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搓洗。 　　第二次负重伤是在1935年4月，王近山当时在红10师28团任团长，带领部队在四川省江油县担负阻援任务。战斗中王近山头部重伤，战士们强行用担架把他抬了下去，送往后方。前线的情况很紧急，王近山在后方无论如何也坐不住，稍作包扎，便立即用枪逼着战士把他抬上前线。到前线后，他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作战。由于工近山的到来，部队士气大增，迅速将已经冲上来的敌人反击下去，扭转了局势，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用枪逼着战士把自己送回前线的事只有工近山能够干出来。 　　由于王近山在打仗中不注意隐蔽，每每要带头往上冲，后来上级不得不布置六，七个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他要往前冲时就拉住他，他探出身子就按下他，实在不行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让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近山又急又火。 　　这次在反“六路围攻”中左臂负伤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重伤，当时，医院为了防止感染和保住他的生命，曾打算锯掉他的左臂。一听到这个决定，王近山就不干了，这不等于被剥夺战斗的权利了吗？王近山不同意这个方案。因此，手术时他坚持不做全身麻醉，生怕彼麻醉后锯掉他的胳膊，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主宰自己的命运。 　　王近山第四次重伤伤得有些冤枉。那是1947年的一天，王近山坐车去执行任务，下慎在路上翻了车，这次王近山伤在了大腿——大腿骨骨折，当邓小平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王近山流着泪对邓小平说： 　　“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一个战士不能参加战斗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这件事发生在王近山身上就显得尤其的痛苦，因为对他来说打仗就是他的生命，不能打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后来在王近山逝世后编辑出版回忆他的文集时，很多当年和王近山一起战斗的老同志都谈到了这点。 　　听了王近山的话，邓小平也非常感动，他安慰王近山说： 　　“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邓小平临走时特别嘱咐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王近山的腿。不久，刘、邓又专门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一位专科大夫为他治伤。最后，战胜过多次伤病的工近山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使伤腿得以痊愈，又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勇猛顽强的王近山也同样带出了一支勇猛顽强的部队。红军时期是能打硬仗的93师，抗日战争时期是骁勇善战的772团，解放战争时期则是专啃硬骨头的中原野战军的6纵，哪里有王近山，哪里就会奏响一曲勇猛顽强的动人之歌，经常是在最难啃、最危险的任务上，听到王近山的声音，看到王近山的身影。 　　对反“六路围攻”的反思 　　刘伯承对反“六路围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不是很满意。他认为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做得不好：1、被动，不能主动攻敌。2、不善于利用游击队及自卫队。3、对敌人的政治进攻不注意。 　　结合抗战以来的历次战斗，刘伯承有感而发，于反“六路围攻”的第二天，即写下了《击退正大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一文。 　　刘伯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于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刘伯承的比喻从来都是这么形象，筋、骨、肉、手一下子就把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 　　他进一步分析三种不同的武装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方法。小的游击队应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以游击的方式打击敌人，配合人数相对较多的游击队，以流动的方式猛袭敌人，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应是伏击、袭击，破毁交通、辎重，侦察敌情。 　　自卫队的任务范围很广泛。察报敌情，实行抗日戒严，铲除汉奸，肃清敌探，封锁消息，实行清野，搬藏粮物，特别是挖毁道路、埋地雷阻遏敌人骑兵、炮兵、装甲队乃至步兵，并袭击、伏击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以及进行后方勤务等等。 　　基干军队是打击敌人的主力，它通常是辗转隐蔽集结在机动地位，依托有利地形和广大民众的掩护支持，伺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刘伯承还特别谈到了多路围攻时基于军队的行动方法。即：当敌人几路来攻，分进而未合击之时，抓住敌人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的一路，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手段，消灭其一部或全部。我们不可老停一地老走一路，给敌人以分进合击、袭击、伏击的好机会，更不可贪恋靠不住的胜利或被敌人有备守兵所吸引，转到被动地位，甚至一再陷于敌人几路包围的马蹄阵内。要做到敌人炮兵还没有列阵，骑兵还没有上马，机关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这才算是袭击的好角色。如果敌人兵力已经展开，火网已经构成而后硬攻，甚或采用无目的的防御，那不但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采用的战斗方式，而且是要禁止的战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