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子，话谋略 　　386旅进入正太路后，正大路沿线就成了129师的主要战场。在这一舞台上，以刘伯承为首的129师将士们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拍案叫绝的“活剧”。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叫孙武，也就是被人们尊称为孙子的人。他的一部《孙子兵法》，使他获得了兵学鼻祖的美称，更使后人们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多了一个理论的支撑点。《孙子兵法》中的很多闪着理性光芒的语言，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贵速，不贵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能够和人们对毛泽东语言的熟悉程度相提并论，即使是毛泽东，也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孙子富有哲理的语言。 　　在中国军事界能够走出国门，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也只有毛泽东和孙子。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除了携带着大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外，还有一本被他们同样奉苦经典的《孙子兵法》，据说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夫的案头上就一直摆放着《孙子兵法》，当然那是已经被译成英文的《孙子兵法》。 　　中国军事界中但凡识文断句受过正规训练的将领，大都读过《孙子兵法》。但学了不等于学懂，学懂了也不见得就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抗日战争，应该是孙子的后人们驱侮救国，展中华兵学之风采的大好时机，可有的人却在这个时候交了张不应算作及格的卷子，愧对祖先；但也有的人被称作“论兵新孙吴”，使日军闻风丧胆。 　　孙子在《孙子兵法》的势篇中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即是几乎所有战争都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堂堂之阵，故不可少，但堂堂之阵终不如奇兵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孙子兵法》是非常熟悉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引用孙子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自负的蒋介石在讲话中大概只肯引用“二孙”的话，一个孙是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 　　还有一个例外。抗战中蒋介石不得不下发了一本由被他追剿了近10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写的文章——《论持久战》。这与蒋介石自负的性格不太相符。但他别无选择。文章写得太精彩了！毛泽东1938年6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特别是文中对抗战胜利所表露的信心，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和直捣心灵的震慑。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将其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后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熟悉《孙子兵法》的蒋介石，最熟悉的恐怕就是《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七·七”事变爆发前，对于即将爆发的“国之大事”，蒋介石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作了一定的准备。 　　虽然蒋介石1937年8月12日才被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推举为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但在此之前，在抗日的大旗下全国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所谓表面上的统一，即各路军阀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又各有各的心思，各打各的算盘。 　　执掌着全国帅印的蒋介石首先将全国分为5个战区。将原来各自为政的各个区统一规划到全国的抗战序列之中。 　　紧接着蒋介石又拟定了一个“以首都（注：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阵地构筑计划。阵地内要求设有机关枪掩体、小炮俺体、观测所、掩蔽部等，所用材料必须是钢筋水泥。当时这些要求已经是最高标准了，是按照德国和俄国的最新教范拟定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构筑的工事离预案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也总算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工事构筑。 　　1938年11月2日至28日，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须中部分存在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言作了逐一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侍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杭战的任务。”当然，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如各部队互不协同，敷衍推倭，甚至谎报军情，等等。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肃。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是失败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溃灭。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分派。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我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在蒋介石对照孙子兵法反思了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后的1942年，陈毅在刘伯承50寿辰的庆祝活动中，以“论兵新孙吴”的诗句，给予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以极高的评价。刘伯承遵循“以正和，以奇胜”的思想，在抗战之初以伏击的手段，使进入中国后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尝到了兵法古国子孙的厉害。 　　伏击最合算 　　毛泽东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七亘村771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 　　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刘伯承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村附近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次小的损失发展力连续大的胜利。 　　当刘伯承亲自赶到771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吸引住了。从河北井陉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最窄处只有3、4米。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山腰上的路只能在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所以，这段路被描绘为“矮处人过低头，窄处马过卸鞍”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回到指挥所后，他迅速找来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 　　从石家庄、井陉方向到平定只有一条小路，七亘村是敌人的必经之路！ 　　刘伯承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 　　刘伯承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有人说刘伯承最欣赏的是伏击，最拿手的也是伏击。 　　这话有一定道理。刘伯承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夫率是多少，袭击战中敌我的损失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率是多少。因为伏击战中敌我损失率最大，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出发，八路军进行伏击战是最合算的。 　　从七亘村回来后，刘伯承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 　　七亘村第一次设伏 　　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20师团，1937年7月11日在朝鲜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日从朝鲜出发，19日主力抵达天津。7月底，在平津地区作战中，20师团是攻打北平的主力。9月初，20师团又与第6、第14师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10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完成了日本政府第一次国防会议制订的初期任务。 　　日军第20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抗击，使日军死伤惨重。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6000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战伤亡的8000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20师团的。 　　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和肉，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的，只要能打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即看来是值得的。 　　最使川岸文三郎不能忍受的是没打到狼，反而丢掉了“孩子”。 　　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刘伯承领导的129师的活动而发生了。 　　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25日，在日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娘子关附近的旧关。 　　从全局上看，国民党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争取局部的优势，要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战略上处于内线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处于防御时，要争取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要创造战役、战斗上的速决。但国民党军在全局处于被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到主动。东回村南北阵地的失守，使娘子关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 　　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蓄势待发时，刘伯承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日军为了加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的后勤补给物资。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 　　事情正如刘伯承所料：25日下午，日军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 　　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七亘村”3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 　　“就在这里设伏。切断日军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刘伯承将伏击任务交给了陈赓。 　　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772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 　　772团副团长王近山主动请战，亲自带领3营和特务连执行伏击任务。 　　王近山率领3营来到了七亘材的南侧山地。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日军第20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现宿营在井陉县的测鱼镇，估计第二天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 　　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5个连，而日军有1000余人，既来不及请示，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王近山没有犹豫，没有退缩。 　　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和他很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道路两侧的的杂草、灌木和高高耸起的土坎帮了工近山的忙。 　　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300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10多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这种蹲在敌人头顶上往下打的部署，使部队未战已有了心理上的优势。 　　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 　　上午7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300多人，在前后各100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挥员，指示各连准备战斗。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 　　按预定计划，12连担任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11连担任穿插、阻击和包围，配给轻机枪3挺，主要任务是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军的联系；特务连一部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 　　日军没有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 　　所以，当10月26日上午9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有国民党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团3营的伏击圈。 　　日军第20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国民党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 　　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 　　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 　　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 　　冲在最前面的12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处刺伤外，还多了3支三八大盖。 　　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 　　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来。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刘伯承手里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刘伯承赞为“战地老英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多人并缴获了300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 　　战场上的战利品堆积成了小山，有炮弹、子弹、通讯器材、药材、食品等等，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 　　陈赓还亲自给刘伯承挑了几匹战马。 　　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 　　重叠的设伏 　　从战史上看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不多。 　　第一次伏击后，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敌20师团正急于向平定进犯，因无其他道路可走，必然还要由七亘村经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准备在七亘村再进行一次伏击。 　　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不重复，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所以，不重复别人的老办法，“贵在不复”已是“用兵”者要牢牢切记的训条。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条件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同时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可以说，敢于在同一地点第二次设伏，是一个超乎常人思维的大胆的行动，但只有胆大还不够。如果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的。 　　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无言凯旋者”的尸体时，772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使日军认为八路军己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 　　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日军虽然更加“自信”了，但仍然没有完全丧失戒备。因为在战斗中日军的戒备一直很严，战斗打响后，护卫部队仍然掩护着一部分辎重车辆，强行通过了七亘村，再加之雨后路滑，772团一部兵力未能到位，使这股敌人溜掉了。 　　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条件是被伏者要在设伏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刘伯承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从中即可看出，刘伯承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黄崖底再显雄风 　　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大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 　　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的。 　　但当时八路军只有3个师，而不是20个师。129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日军西进，国民党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 　　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在不利的态势下，国民党军弃关西撤。日军29日占领平定，30日占领阳泉，11月2日占领寿阳。 　　坚守23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月1日放弃。 　　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 　　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师主力和129师769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 　　刚刚使日军第20师团尝尽苦头的129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 　　当刘伯承得到第109师团之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 　　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 　　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 　　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 　　“这一仗让771团担任主攻。”771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团的铁拳头。 　　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战场。 　　事后，771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200余匹的重大胜利。 　　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 　　一个星期后，129师主力和115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20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