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除令少数部队留守延安外，将大部派往了抗日最前线。 　　当时，同蒲铁路沿线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两支向不同方向运动的军队，一支是由北向南溃败的国民党军，另一支则是由南向北朝着抗日最前线前进的八路军。 　　南下的使人失望，北上的使人振奋。北上的队伍中就有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　　 　　1937年8月25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129师诞生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刚刚从河西走廊返回，还带着伤痛和疲惫，背着“国焘路线”的包袱。伤痛没能使他们消沉，包袱也没能将他们压垮，他们抖擞起精神，又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使日军闻风丧胆。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这支部队，而且还应该牢牢记住这支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的部队。 　　雨中青松 　　历史上很多军事家都注意到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双方意志的较量。先哲们的思想无疑对于我们解开战争之谜特别是战争胜败之谜大有裨益。 　　面对抗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胜利的希望在哪里？答案可能会有很多，但在下面的一个场面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看到一种意志力正在形成，从而找到答案，看到希望呢？ 　　洛川会议即将结束的1937年8月25日，刚刚成立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总部下辖115师、120师、129师。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1937年9月1日，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刘伯承和援西军政治委员张浩马不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这时，援西军已奉命从镇原移防至陕西省三原县，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和张浩就召集领导干部开会，传达洛川会议精神。9月4日，正式宣布了改编后的干部名单。宣布名单之后，刘伯承指定刚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的陈赓担任第二天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刘伯承嘱咐陈赓说：这是129师第一次阅兵，也是129师开赴前线的誓师大会，会场要布置得简朴、庄严；要在部队中造成抗日救国、奋勇杀敌、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战斗气氛。 　　陈赓等人选定石桥镇附近的一片空旷的田野——陕西本地人叫作“休闲地”，作为大会会场。因没有什么材料，阅兵台是用木桌临时搭的。阅兵台附近贴了几条标语，使会场气氛被烘托得既热烈，又庄严。 　　为了使129师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不出差错，阅兵总指挥陈赓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凌晨3时就起了床。他正准备去阅兵场时，突接师部电话通知，阅兵因故延期于6日举行。 　　1937年八九月间的西北黄土高原，本该秋高气爽，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秋天，雨却下得特别多。 　　9月6日清晨，陈赓又来到阅兵场。天空上黑云滚滚，下着细雨，“看样子，雨会越下越大。”8时左右，部队陆续到达。大会即将开始时，濛濛细雨已经变成倾盆大雨，雨借着风势，向下狂泄。 　　陈赓看着一时停不下来的大雨，和协助他工作的参谋处长李达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让部队回营房待命，准备再请示师部，看誓师大会是否可以暂停至雨后举行。 　　就在这时，刘伯承和政训处主任张浩骑着马进入会场。刘伯承和张浩都没有穿雨衣，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淋湿。刘伯承问正忙着下命令的陈赓： 　　“怎么部队又往回走了？”“报告师长，因为下雨，我们想请示一下誓师大会能不能等雨停了再开？”陈赓敬礼后答道。 　　刘伯承坚定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警卫员见师长在雨中淋着，把雨衣送了上去。刘伯承把手一摆说：“我不用，全师同志们都没有穿雨衣，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师指战员看到师首长也和自己一样在雨中淋着，不觉都挺直了腰板，远远看去就像雨中屹立着的上万颗青松，上万颗青松上的上万颗红星帽徽在迷茫的雨雾中闪着一片片红光。 　　嘹亮的军号在雨中吹响，陈赓在临时组成的“军乐队”的伴奏下，站在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129师抗日誓师大会现在开始。”雨越下越大。全师一万多人在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 　　在大雨中，刘伯承、张浩等骑马检阅了队列整齐的部队。然后，刘伯承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刘伯承读一句，全师指战员跟一句。 　　雨声和宣誓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回荡在田野上空，激动着全师将士的心。 　　刘伯承那年45岁，年纪虽不算大，但却已经度过了26年的军旅生涯，在当时建军只有10年的年轻的红军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不愿戴“青天白日” 　　要改编了。 　　昔日的敌人要成为友军了。 　　昔日的仇恨是否也会因此烟消云散呢？ 　　恐怕没那么简单。 　　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937年7月22日至7月25日，刘伯承参加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月22日，中共中央又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争取一切力量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最重要的是会议确立了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明确了八路军应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129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即马不停蹄地赶回129师驻地——三原县，布置改编，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改编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士们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 　　虽然早在8月底，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就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但真正使红军战士感觉到被改编了的，却是在换帽子的问题上。红星帽要换成“青天白日”帽。 　　从此，红军就变成了“国军”。不仅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的红旗也要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昔日的对手在这一瞬间转化为朋友，昔日的仇恨也要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战士想不通这点。 　　改编的前一天、师里就将“青天白日”帽徽发到了各个班，要每个战士提前将帽徽缀好，第二天开誓师大会时统一换帽子。一想到要换上“青天白日”，很多战士的气都不顺。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何生财回忆了这段往事： 　　班里的战士拿着刚发到手的帽徽，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低着头，噘着嘴，一阵阵地长吁短叹。 　　就在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刚下哨的刘作华闯进屋来。班长随手递给他一个帽徽，说：“缀上吧，明天开大会。”炮筒子脾气的刘作华一见就炸了，把枪往架上一靠，扭着脖子瞪着眼，大声嚷道：“要这干什么，抗日非得戴它不行？”他一句话就把大家闷在肚子里的火给点着了，大家都跟着嚷起来： 　　“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艺，还有什么脸见乡亲！”“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了！”“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能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聚集到新发下来的帽徽上。何生财回忆道：那“青天白日”象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战士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看它一眼，心里就像被一个铁钩挂住，坠得生疼。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联系着？可是今天却要把它戴在我们的头上！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相信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抗日，应该执行，可是，一看到那“青天白日”，感情上总是拐不过弯来。 　　不仅战士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有些干部也“拐不过弯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刘、张不回，改编不能正式宣布，许多干部不安于位，考虑自己的去留，以致影响部队工作，发生纪律废弛的现象。 　　历史有时故意捉弄人。昔日的对手，在一致的敌人面前，可能会结成朋友；昔日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新的利益需要，而变成了敌人。这种情况，不仅过去有，现在也经常发生。1937年，历史就给了国共两党又一次成为朋友的机会，这是双方打了10年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很珍惜这次合作，要利用这次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完成抗日的大业。 　　刘伯承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刘伯承挥了挥手，示意他先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过了几天，当他站在誓师大会的阅兵台前面时，又对全体指战员说：“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友军，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了。”刘伯承也深深地了解战士们的心情。他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激动而又耐心地继续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说着，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黄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完，他将帽子戴在头上，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齐从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军帽来。在把红星帽从头上脱下的那一刻，许多战士情绪激动，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没有一个战士将脱下的旧军帽扔掉，他们都将旧军帽包在了包袱里，带在了身边。大会散场之后，会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军帽。他们收藏起的不仅是一顶军帽，他们收藏起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他们为之付出了血和泪的历史。 　　这天夜里，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驻地的农民对红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驻地的农民纷纷热情地对指战员说：“我们知道的，你们改名字是为了要打日本。你们的名字改了，你们的心是不变的。”1937年9月6日，随着刘伯承的一声命令——“现在换帽子！”129师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精兵强将 　　刘伯承任师长的129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129师下辖385旅和386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第10师、第12师改编为第385旅的第769团、第770团；红31军第91师、第93师改编为386旅的第771团、第772团。陕北红军的第29军、第30军，独立第1、2、3、4团和第15军骑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385旅的770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129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9160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旅和386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4军和红25军。 　　我军历史上有3个红4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1军和红15军合编而成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4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 　　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1军与红15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台。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参谋长为徐向前）。红4军下辖第10、11两个师。 　　红25军是1930年10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25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扩编为386旅的前身——红31军的第73师。1932年5月，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74、75师，又归属红25军。 　　1931年11月上旬，红4军与红25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60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鄂豫皖的第4次反“围剿”失败后，74、75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10、11、12、73师转至外线。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以第10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军（后来改编为129师385旅）。军长王宏坤（后为129师第385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10师（后来改编为129师385旅第769团），师长汪乃贵（后为129师385旅第769团副团长，新编第10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11师，师长陈再道（后为129师第386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叶成焕（后为129师第386旅第772团团长）；第12师（后来改编为129师第385旅第770团），师长张才千（后为129师第385旅第770团团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 　　以第11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0军。 　　以第12师为基础扩编为第9军（原第12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1932年10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129师386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129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年任129帅第386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后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 　　以第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军（后改编为129师第386旅）。军长王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 　　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师副师长，1939年夏调离129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 　　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 　　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 　　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字。 　　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 　　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 　　129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倪志亮（曾担任73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年1月，邓小平来到129师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