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 　　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在主力部队运用“翻边战术”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根据地，并挺进敌占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采用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各种形式支援主力部队的作战，根据地成了八路军进行游击战的可靠后方。 　　一、敌后武工队屡建奇功 　　１９４２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１９４３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１１５师就派出６００余人，组建了４３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看坡队”和“打更队”是武工队在敌后组织的秘密抗日武装。“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１９４３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７０００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１０００多个秘密关系。 　　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后，还按照罗荣桓等领导人的指示，以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实行联防。联防的方式是，当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区构筑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二、铁道线上“飞虎队” 　　一提到铁道游击队，人们马上想起《铁道游击队》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刘洪、李正等等，人们无不为他们高超的本领而啧啧称奇。其实《铁道游击队》的原型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 　　鲁南铁道游击队于１９４０年２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 　　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３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１１５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著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 　　１９４０年７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１２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２０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２０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８万余元，并缴获短枪８支、长枪１２支、手炮１门和机枪１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 　　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８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１０点钟，王志胜带领３２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４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４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４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１３名敌人和１名翻译，缴长、短枪６支、手表和怀表１００多块。 　　１９４１年６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２００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３００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３０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１．８万多匹，日军军服８００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十分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两侧的保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灭，并且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此，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铁道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过铁路线。仅１９４３年，便护送了３００余名干部，均未遭受损失。１９４３年５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 　　此外，铁道游击队还参与和单独实施了多次其他作战行动，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内到处传颂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新四军第１９旅要求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临（城）枣（庄）支线上部署的一个日军铁路联队投降，但遭日军拒绝。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飞虎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别称。 　　三、民兵巧设地雷阵 　　根据山东党组织的指示，根据地和边沿地区的民兵在敌后武工队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了以“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和“蜂窝战”等形式的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地雷战始于胶东，并逐渐普及到其他根据地。其中以大泽山区的地雷战最为著名。从１９３８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建立民兵组织进行游击战。起初，民兵只使用上级发下来的地雷打击敌人，后来他们又自己动手制造地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变得狡猾了，在每次行动时，总是让伪军打头阵，并使用探雷器探雷，民兵埋设的很多地雷被敌人起了出来，铁地雷不太发挥作用了。到１９４２年，敌人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封锁，上级很少能把地雷发下来。想自己铸造，又缺生铁。没办法，民兵们想到了大泽山区满山遍野的石头。他们就开始制造并使用石雷。 　　石雷的制作很简单。先找一块圆石头，在上面凿好一个口小底大的窝儿，装好炸药，然后安上拉火管。埋设时，绊线的一端系着拉火管，另一端固定起来就行了。开始时石雷的绊线多使用麻绳之类的粗线，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民兵采用马尾或头发作绊线，进而又发展到利用“卡子”或胶皮的弹力把地雷拉响。 　　民兵创造了石雷，日军的探雷器不管用了。民兵经常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绊雷，敌人被石雷炸怕了，不敢再走大路，民兵们就在敌人可能走的小路上埋石雷。有一天民兵在高家村西大路边的河滩上布下了石雷阵。拂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进山了，民兵赶紧挂好雷弦，便上了四周山头，打冷枪，引敌人上钩。敌人好像听民兵们的调遣，没走大路，专沿河滩往前走。这样一来，正好陷入民兵布下的石雷阵，日伪军一下死伤５０余人。 　　小路上也有地雷，敌人便专走地堰、田野，有时甚至从河水里走。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民兵便把石雷设在地堰和田野里，还把拉火管用蜡封起来，把石雷布在河里。 　　有一天傍晚，驻高家村的西海军分区司令部突然收到了情报员由小庙据点传来的情况，说第二天有一部分日军路过高家村北面的杏山，到夏邱堡据点去。西海军分区决定由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打伏击。第二天清晨，民兵很早到了杏山，在山脚下布好了连环雷。这种雷的特点是只要踏响一颗，一连串的地雷都爆炸。同时，还在附近的长岭顶上备好了滚雷。时间不长，约有２００多名敌人进入了伏击圈，主力部队首先从两侧打击敌人。慌乱中，敌人踩响了好几颗雷，往回逃窜，民兵马上放滚雷。顿时，几十颗滚雷沿着早已整修好的长岭斜坡，飞速翻滚而下，在敌群中爆炸，结果八路军和民兵大获全胜。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民兵逐步创造出石雷的多种用法。从拉雷、绊雷开始，逐步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前踏后响雷、水雷、胶皮雷、竹筲雷和滚雷等４０余种。 　　地雷的埋设也有很多花样。门上设门雷，锅里设锅灶雷，鸡窝里设鸡窝雷，甚至桌子的抽屉里也布下地雷。敌人进村后，推门门炸，捉鸡鸡窝炸，翻箱倒柜也都有被炸的危险，整个大泽山区成了石雷的世界。在对敌作战时，民兵把石雷由防御武器变为进攻武器，带着地雷袭击敌人，进行飞行爆炸。有时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据点里，送到敌人的操场上、饭堂里，搞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民兵得知华卜据点的敌人搞了一批机器，便决定来一个飞行爆炸，夜袭华卜据点。当夜，民兵挑选了１８名精干的小伙子，靠近了敌人的据点，有的摸岗哨，有的扛机械，有的布设地雷，一气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把机器全部扛了出来。当敌人发现后，民兵们早已转移，而敌人在慌乱中又踩响了据点周围的地雷。 　　１９４３年夏秋之交，敌人在７天之内连续对大泽山区进行了３次“扫荡”。前两次均被八路军主力部队击退。敌人为了进行报复，在第七天又从大泽山区周围近２０个据点，纠集了日伪军３０００余人，进行拉网合围。得到这一情况后，西海地区武装委员会便召集十几个村的民兵进行战斗部署。连夜作好了反“扫荡”的一切准备，在公路、田野、山坡、树丛、葡萄架下及河里，大摆地雷阵。第二天，鬼子分五路向大泽山进犯。民兵以麻雀战引诱敌人进入雷区。结果地雷接二连三地响起。这一天，敌人走了不到１０里路，却留下了２５０多具尸体。太阳偏西，敌人只好往回逃窜，但在回驻地的路上，又陷入了民兵设下的地雷阵。 　　就是这样，在整个大泽山区，民兵以麻雀战配合地雷战。只要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有的伪军说：“不长铁脑袋，别再想到大泽山里去！” 　　在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开展了地雷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海阳民兵也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山东。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了１０多种地雷和３６多种埋雷、设雷方法，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家家有雷，人人会布雷。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海阳一地，就涌现出“模范爆炸村”３个，民兵“爆炸英雄”、“爆炸大王”１１名。莱芜县李念林爆炸队，在章丘至雪野的公路上埋设了８个钉子雷，一次炸死炸伤敌人３０多名。沂南县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反“扫荡”中，共打死打伤敌人２３１人，其中被地雷杀伤的有９７名。在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百来户人家，同大田的日伪军据点仅隔一条河，该村的民兵以５００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之敌隔河对峙，敌人始终不敢进犯。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呼：“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四、“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八路军的游击战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援。由于游击战流动性强，部队分散，对伤员的救治和护理成了八路军的一大难题。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西墙峪村位于沂蒙山腹地，地处鲁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个坚强堡垒。１９３９年，八路军的野战医院驻在这个村。为了掩护伤员，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秘密挖掘山洞，山洞挖好后，再用石头等物进行伪装，不知情的人很难发现。１９４０年后，日军经常进行“扫荡”，在每一次“扫荡”前，医疗所将伤员疏散到村里，每家都分有几名，然后八路军作战部队和医疗所的医护人员撤离该地，以避开敌人。平时，伤病员分散在各家养伤，一发现敌情，全村立即行动起来，将他们安置到挖好的洞子里。晚上，抽开洞口的石块，给他们送水送饭。 　　当时村里的伤员，大多数是上级党组织有计划安排的，也有的是村民们自己找到的，或是伤病员们自己找来的。１９４０年的一天，村里的游击小组在村外发现一位躺在血泊里的八路军战士。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后腰打进去，从前腹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游击小组立即将他背回村里，藏在一个山洞里。为了给伤员止血消毒，张恒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和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村妇救会长拿出自己仅有的半床褥子给他披上，换下他身上的血衣。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村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伤员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巧。有一次，村妇女主任张梁氏家掩护了３位体弱的八路军女同志。平日，张梁氏精心护理她们，待她们像亲闺女一样。一天，日军突然袭击村庄，张梁氏不慌不忙地抓起一把灶底灰，往３位女同志的脸上一抹，嘴里安慰她们：“闺女，不要怕，大模大样地到灶屋里做饭去。”不长时间，日军进了家门，哇里哇啦地往里闯。张梁氏迎上去说：“皇军，别进去了，俺三个闺女都生了病，还没好呢，您可别吓着她们。”日军伸头一看，见屋里烟雾笼罩，３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烧水做饭，也就悻悻地走了。在掩护伤员的过程中，村民们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１９４１年秋天，５名八路军伤员在张效治家养伤，遇上日军偷袭。张效治赶紧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让妻子背着铺草，提着洞里用的东西往山上跑，等把伤员们安排好，再回去背他年迈的父亲时，正好碰到一位女护士在日军的追击下跑进他家，情况十分危急，他迅速拉起女护士冲出家门，刚钻进屋前的树林，日军就冲进他家，凶恶的敌人竟活活地砸死了他的父亲。１９４２年，鲁中军区参谋处长胡奇才的爱人王志远在村里生小孩，正值敌人进行“扫荡”。张道增一家六口陪王志远住进了山洞。一次，敌人在山洞附近搜山，洞里的人都不敢出声。可就在这时，张道增的小孩突然喊着要小便。张道增的妻子赶紧小声阻止，可孩子仍叫个不停，道增的妻子猛地拿起一块毛巾堵住了孩子的嘴。小孩被憋得又蹬腿又晃头，可道增的妻子就是不放手。结果，到敌人离开时，小孩已被憋得全身发紫，差点没命。 　　掩护伤员相对来讲还算好办，最让村民发愁的是医疗所里有一头奶牛。它是苏联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赠送的。当时医疗所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营养品，医护人员都指望这头牛的奶给重伤员补养身体。一次，医疗所转移前把这头牛交给了村党组织。这下人们可犯了难，牛能动能叫，却不听话。藏到地窖里吧，不能及时喂它，再说，它也不老实，要是凑巧在敌人来时它叫上几声，目标就全暴露了。牵到山里吧，目标又太大，身上黑一块，白一块，老远就能看见。人们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山里的一个大石棚。从外表看上去，是一堆乱石，可从石头洞里钻进去，就是半间房子那么大的空地方，地形又十分隐蔽，真是藏牛的好地方！几十天过后，敌人的“扫荡”结束了，村里的１０多头耕牛和所有的羊都被敌人抢走了，但这头花奶牛却安然无恙。医疗所的负责人感动地说：“西墙峪村群众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在抗战期间，西墙村还掩护了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和罗舜初的爱人胡静等人。 　　群众拼死掩护伤员、精心护理伤员的事，在根据地内并不鲜见。１９４１年，在《大众日报》社工作的白铁华被“扫荡”的敌人逮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并且用烟头和烧红的刺刀烙他的前胸、后背和四肢，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乘敌人疏忽，一位老大爷救了他。随后，他被送到王大娘家养伤。王大娘是当地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１９３８年入党，担任过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因为白铁华的伤势较重，王大娘就主动承担了护理他的任务。 　　白铁华伤口溃烂，身上又脏又臭。王大娘每天给他更换衣服，擦洗伤口。有时大娘忙不过来，就让女儿淑琴侍候他。虽然大娘精心护理，但因为白铁华的伤太重了，伤口不停地淌脓流血。大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四下打听，也不知跑了多少个村子，终于打听到一个偏方，说獾油拌发灰能治烙伤。她又找到一家猎户，托他打了一只獾，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烧成灰掺上獾油，每天给白铁华搽敷。过了十几天，伤口果然慢慢好起来。王大娘还是不放心，后来又打听到一种称为老鼠油治烧伤的偏方，就是把刚生下来的小肉鼠浸在香油里制成药。据说这是一种专治烧伤、烫伤和烙伤的特效药。可时值冬天，到哪里去搞小肉鼠呢？王大娘就走东家，串西家，这里问、那里找，终于搞到“老鼠油”。白铁华的伤口很快结痂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口上的疮疤慢慢脱落下来，长出了红红的新肉。 　　由于根据地的群众帮助部队解决了伤员的问题，游击战得以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