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创造出了全能的敌后武工队。即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民也以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工作。这部分人民武装力最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每个武工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1943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115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1943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 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