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周恩来以外，在会战期间，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克服种种困难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武汉坚持坚持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和形式为会战作出了显著贡献，其中十分突出的包括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 　　在董必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武汉会战期间的工人工作、青年工作组织实施非常严密、成效显著，以各种活动将他们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既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通过筛选、考察为我党壮大充实了新鲜血液，并将其中一些优秀分子发展入党，使之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战事业中新的先锋骨干。 　　此外，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董必武和他的同事们还积极动员抗日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友，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游击作战、到广大农村去点起、带动全民抗战的烽火。此外，他还利用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当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并通过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坚持不懈的沟通和交流，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不少中间力量和进步人士。 　　在同事们的眼里，董必武的工作十分繁忙，或研究工作、或会见各方人士、或勤于笔耕，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一夜不眠。曾经有一次，两位同志一大早去找董必武请示工作，刚躺下不久的董必武正欲起身接待，却发现只有一只布鞋，另外一只怎么也找不到。四处寻找一阵之后，一位同志眼尖，发现"丢失"的鞋子竟然在被窝里。两位同志不禁感慨万千，原来董必武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工作，后来实在疲倦之极，在脱了一只鞋子之后就带着另外一只沉沉睡下了。 　　根据中央的指示，邓颖超于会战前即抵武汉，作为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废寝忘食，以扎实、高效的工作积极推动抗战妇女运动的发展，为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37年底完成的一篇《对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中，邓颖超强调，抗战妇女运动的新阵容，应当包含所有主张抗日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界的广大妇女。1938年1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邓颖超被选为中国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在随后分别于2月"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和3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等活动中，邓颖超不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而且作为妇女届重要领导人和代表之一，组织指导了活动实施的全过程。 　　在汉期间，邓颖超在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受伤官兵、慰劳前线将士、组织出版妇女刊物以及培养抗战妇女运动骨干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她还积极团结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如李德全、史良等人，并同宋美龄建立了统战关系。其中不少工作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发挥效力。 　　与此同时，眼见从各地汇集来到武汉的大批少年、儿童，流离失所、失去亲人依靠，邓颖超以对国家未来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伟大的慈母之心，积极发起、筹备和推动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她说，"保育儿童是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难童，尤其要以坚强的精神，培育儿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成立最早的抗日统一战线群众性团体，并在成立后发展迅速，其影响扩展到各地，据统计先后共在50多个地方成立了分会，得到帮助、扶持和救助的少儿超过3万人，其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如邓颖超所期待和预期的那样，积极参加祖国各项建设事业，有的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 　　作为7名中共代表之一和10名妇女代表之一，邓颖超还在武汉会战期间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并于1838年7月发表了题为《论女参政员的职责》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我们妇女参政员负荷着双重责任：不仅担负一般参政员的责任，而且担负着对妇女大众的责任。邓颖超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合法讲坛，与党内其他代表同志一道，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并与各种反动落后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邹韬奋对参政会会议场景的记述，"邓先生是周恩来先生的夫人，国语流利清晰，声如金石，坚锐明快，起立演说时，无论座位远近，字字打入每一个人的耳鼓"。 　　在武汉会战期间，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等重要职务。作为我党一名优秀的高级军事将领，叶剑英首先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对会战战局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在《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一文中，叶剑英指出，"敌人进攻武汉，是集中在华海陆空军最大的力量来进行的。依最近情况看来，敌似以多数空军掩护海军，以海军掩护陆军，求得在海陆空军适切的配合下，沿江跃进，企图迅速夺取武汉，控制长江天堑，横断中原，以遂其切断我南北交通和达到宰割我全国同胞的毒计。" 　　叶剑英还十分强调保卫大武汉的观点，指出，保卫武汉不只要宣传、发动和组织"武汉的儿女"，还必须要以"北面（津浦、陇海、平汉、同蒲各线的抗战军；河南全省的民众）、东方（沿江要塞的军民）、南方（江南的军民）的军事行动来配合保卫武汉"，并且要"组织我们的游击队杀到敌人后方去"、"组织游击战争配合抗战军积极的作战"。针对日军来势汹汹的海陆空全面进攻，他指出，但"决定胜负的兵种依然是陆军，其海、空军只起协助作用"。 　　上面这些真知灼见为制定武汉会战方针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和建议作用。 　　在武汉时期，叶剑英直接领导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他的领导、指导和直接参与下，如前所述，办事处为我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不再赘述。此外，他还大力指导和积极支持中共中央长江局举办的多期党员干部、游击干部培训活动，并亲自主讲了敌后游击战术。 　　会战期间，叶剑英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军事理论研究，著述也很丰富，《论最近前线的胜利》、《八路军在晋绥冀察的一年》、《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东北的七年》、《论晋冀察边区粉碎敌军进攻的初步胜利》、《论南浔路的胜利》、《论日寇华南进军》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中提出了许多论证充分的科学结论，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主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叶剑英还肩负了军事统战工作的重任。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内设立的"友军工作组"正是由叶剑英负责的。他利用各种场合与国民党有关军事人员交流、够通和协调，还与周恩来一道经常参加各种重要军事会议，接见一些地方军队势力的代表。 　　此外，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叶剑英还经常出席各种重要的集会、典礼和公祭活动等，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史沫特莱、伊文思、马海德等知名人士。1938年10月他出席了办事处为印度柯棣华援华救护队举行的隆重而俭朴欢迎会。会上，叶剑英高度评价了印度人民在中华民族重大危难关头慷慨援手的义举，强调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侵略者。1937年12月，广西各大学组成学生军抵达武汉，叶剑英应邀与白崇禧一道前往演讲，为在受训后准备开赴前线的学生"作民族意识及思想方面的补充"。1938年2月，叶剑英为在武汉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周活动儿童日题词，"大时代的中国儿童，时刻准备着加强国际反侵略阵线"。 　　叶剑英还常常会见慕名而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群众，向来访者宣传我党的各项主张，介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等。当时一篇采访办事处的文章曾经这样描述说，"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正如后人所评述的那样，"叶剑英抗战初期在武汉的活动，谱写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奋斗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