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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武汉的战略性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日军针对大武汉地区的战略性进攻作战也作了较有预见性的研判，并将这些认识和判断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政府进行了积极沟通。早在1938年初，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就提出了保卫武汉的战略计划，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日军将集中力量进攻武汉等地。在作战指导上，建议"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采用战略性内外线结合作战，即"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这些建议高瞻远瞩，可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没有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在3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董必武也撰文强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武汉，有遭遇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同样命运的危险，而保卫大武汉就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构思宏大、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在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制定保卫武汉战略方针时，周恩来将其中的精髓和要点向当时代理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白崇禧作了介绍，后者为此特地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后据程思远的回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值此制定作战方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也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保卫武汉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敌军击败和消灭在一切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
徐州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当前紧急的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当6月12日江上重镇安庆失守之后，刊登在6月15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社论大声疾呼，"轻视武汉之重要，将给第三期抗战以重大的损害"。
随着战事的演进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战略方针，在强调保卫武汉的同时，也强调要避免条件尚不充分具备的决一死战，更不能机械地死守、死保。7月7日周恩来发表了题为《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的重要文章，在依然认为要以"最大的决心"实施武汉保卫战的同时，也指出了"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的可能选择。8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强调，"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应该说，这些认识和调整是基于十分冷静和客观的判断的，既符合当时中国抗战敌我力量对比依旧比较悬殊的实际，也符合对日抗战持久作战的总体战略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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