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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日军就在陆军兵器局中秘密设置了"临时毒瓦斯委员会"，开始了对毒气及其作战使用的统筹规划、研究指导和生产协调。
在一战期间欧洲战场出现毒气战战例之后，有所谓"毒气之父"之称的日本陆军炮兵中佐久村种树便迫不及待地亲赴实地调查、了解，并在考察基础上，综合已有研究结果向日军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表示，日本的化学武器研究水平已大大落后于欧美，为此明确建议，"将来在战争中取胜的要诀之一，在于奇袭性的科学战。若此种对抗手段迟一天，即可能损失数万乃到数十万同胞。所以，制造毒气是当前紧要的课题。"
毒气战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正合急欲大肆扩张侵略的日本战争决策层的需要，久村种树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肯定并迅速开始调拨专项经费，并组织力量开始实战性的研究、生产和训练准备。
翻开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31年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短短数年间，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苯基氰化砒素、溴化苯基、氯化乙酮等各具特性的毒气品种便纷纷问世，与之配套的毒气武器如各型毒气筒、毒气炮弹、毒气炸弹以及安装在装甲战车或飞机上的毒剂撒布器等也相继研发成功。
此外，毒气战是一项技术性强、要求较高的新式作战手段，需要大批使用和保障性人员，为此，日军不惜工本，于1933年在千叶县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这是一所专业性的毒气战人员培训基地，系"对日本全陆军进行化学战教育的机构"，主要培养基层军官和军士，根据日本陆军陆军参谋总长与教育总监之间来往文件发现，该校的任务被指定为"培养化学部队骨干力量及各部队化学战军官"。资料显示，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止，自该校毕业的学员超过万名，其中绝大部分受命奔赴中国战场，成为野蛮屠杀中国军民的侩子手。
就这样，在日本大本营的大力支持下，仿佛一夜之间，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毒气战大国，无论是技术水平、专门人才还是军队编制中的作战力量等皆居一流。
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还是徐州会战，日军都多次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悍然对我抗敌军民使用催泪瓦斯以及呕吐性毒气"赤剂"等毒性更强的毒气类型。
当武汉会战爆发时，经过总结在中国战场上屡次实战得到的所谓"经验和教训"，日军在制定会战中的毒气使用作战方案时，显得异常狠毒和更加凶残，特别是将之前分散使用、临机使用毒气的一贯性作战方式，调整为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而强调要预有计划地、大规模集中地在重要作战方向上使用，以协助其他作战部队迅速打开局面，快速推动战局发展。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日军更加惨无人道的毒气战针对保卫大武汉的中国军民大规模展开了。据战后统计，日军共在会战中使用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获得成功"。
根据1938年日军大本营指令而使用的名为"赤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表现优异"，竟被日军前线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瓦斯"。
真是残暴而厚颜无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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