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取决于其教师的科研水平。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够把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从事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因为教学给他以灵感，让他发现课题，验证理论或开展实验。而科研活动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前沿性及时代感。一定量的科研活动能使教师保持对教学的高度兴趣，这样，他就不会有“教书匠”的感觉。科研使教师在学术上永葆青春。

然而，教师在业余时间搞科研有不少困难。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机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懂行的老师指导你，你自己又没有兴趣，决心和适当的科研方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你有没有兴趣和吃苦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其他条件都可以争取或创造。

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起，我的科研历史已经有23年了。这段科研历程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坎坷的，但同时也是给人教益的，令人欣慰的。

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名师指点至关重要。1980年，通过许国璋先生，我结识了赵世开先生。赵先生当时在《动态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在读许老的语言学研究生，就把他刚刚得到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美国著名的法位学理论的创始人）的《语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一书转给我，让我写篇评介。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来就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一篇像样的评介文章发表了。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首先是老师选题选得好。赵世开先生知道，那时，法位学理论在中国还不曾有人介绍过，但在美国已经出了不少书和文章。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与派克先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就来信表示希望来中国讲学。我把邀请派克先生的报告打上去，王佐良先生立刻就批准了。就这样，派克先生就来北外讲学了。派克先生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调查生疏语言有一套高超的技术，这是传教士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然。一是他有办法准确地记录下生疏语言的发音。如，他让我们用中文说“我有一个苹果”，几遍之后，他就可以准确地重复出来。二是他有一套调查语法系统的方法。如，他让我们说“我打他”“他打我”“我有两个苹果”“我有三个苹果”等，他就知道了中文宾语不变化，多数不变化的规律。派克先生知道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并提出与他见面的想法。我陪他去见王力时，这两个大学者交流起来，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二人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谈话，也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与派克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懂得，在语言学的探索中，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我又写出好几篇关于法位学理论的文章。赵世开先生的指点不仅让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碰巧成了第一个把法位学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去把图书馆里有关language testing的书都借出来读一遍。”当时，我对language testing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它后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很听话，就到图书馆把能查到的有关语言测试的书（约有10本）统统借了出来。把这些书抱回去一看，我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而且前人早就有了很多研究。在这些书中，有几本让我爱不释手。我通宵达旦地读着这些书。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关语言测试的文章。1980年在广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后来在广外的《现代外语》上发表。当时，研究测试的还有桂诗春和杨惠中两位先生。同上一次一样，这次又是一发而不可收。随着对语言测试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命题任务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语言测试的重要性。回忆起来，我在语言测试方面的研究，又是得益于许老的指点。有时候，高水平导师的一句话就能为你打开一个新天地。

此后，我又对心理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把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书全部搬回家。读过之后，立刻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因为自己并没有搞这方面的研究，而只是读了别人的书，所以只能写些综述性的文章。但是，在80年代初的中国，有关心理语言学的文章还非常少见，任何新鲜的信息都是很受欢迎的。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写了两篇心理语言学的文章，均发表在《国外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上。其中，一篇介绍的是心理语言学的三大流派，另一篇讲的是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该如何做。这时，我发表的文章总共有七八篇了，都是介绍别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而自己既无理论又无实践，心理开始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王佐良先生。王先生却说：“综述性文章是很有价值的，不能小看。你读10本—20本书，写出5,000-6,000字的文章，把一个学科的概貌讲清楚，就是给读者提供了有用的服务。那些没有时间读这些书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些书的人，或者根本不懂英文的人，就靠你提供的这类信息来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动态。所以，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一直鼓励书评性质的文章，国外杂志刊登的book review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文章。书评信息来得快，能跟上时代，涉及的面又广”（大意）。我又问王先生如何看待综述和书评的学术价值。他说：“不要低估书评的学术价值。你读了20本书，写了篇5,000字的综述。想想看，你读的字与你写的字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综述中的取舍详略，本身就包含着你的判断和立场。这些都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况且，有些综述包含着作者的评论，那就更有学术价值了。能写出几句评论很不容易。比如你介绍一本新书，如果你是第一次介绍这个领域的书，你能做出评论吗？很难。因为你还不太了解这个领域，而且也无法将这本书与本领域的其他著作进行比较。相反，如果你已经读了10本有关某个领域的著作，这已经是第11本了，你评论起来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将这本书与前10本一比较，就会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大意）。王佐良先生的话恰好为我的书评和综述阶段的科研活动做了个小结。他的话既坚定了我的信心，又给我指明了方向。我也经常用类似的话与我自己的博士生交流：“读懂别人有时并不容易，评论别人就更不容易了。站得比作者低，对其作品只能仰视，评论无从谈起。只有站得比作者高，才能‘指点江南’，高屋建瓴。”

说起写书评，我又想起王佐良先生的另一个番教导。他当时谈的是文学评论，大意是：要评论一位作家的作品，除了要了解其同辈作家的作品外，还要了解其前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的写作受了谁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其后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又影响了哪些作家。这几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何其之难啊！要读多少作品和评论呀！虽然王先生谈的是文学评论，然而此理同样适用于对语言学著作的评论。假如要评论乔姆斯基的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一方面要谈到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对美国语言学的影响，要谈到1957年出版的乔氏的Syntactic Structures的基本内容，然后才能说清其1965年著作的大的背景，以及他的唯理主义心理学主张的来源。该部著作曾被说成“一举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而现在时隔40年再回过头来看这部著作，不仅乔氏的理论有所发展，其历史地位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另一方面还要论及1965年以后生成语法的各个阶段及最近的最简方案。换句话说，要想对历史上的一本书或一个学科进行比较恰当的评述，不详细了解该书或该学科的前前后后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现在再去读几篇关于法位学语法和心理语言学的文章，就会感到十分肤浅了，但在当时却是非常新鲜的。这让我想起许国璋先生的一句话：“在中国做科研真容易啊！”因为经过10年浩劫，我们当时在学术上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只要坐下来读几本书，就可以对所见所闻发表一番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几个最早接触国外语言学的人（包括胡壮麟、徐烈炯、宁春岩、方立等）是抢占了先机的。现在发表文章就不像当时那么容易了。

总之，综述性文章不仅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我的概括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综述性文章帮助我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我后来开展自己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写第一批文章时，主题比较分散，准备起来十分费力。几年后，写第二批文章时，以前读的书又用上了，感觉就轻松多了，似乎是把许多点连成线了。等到写第三、第四批文章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原来读的所有的书构成一个大的背景，在此背景下，我将许多线又连起来，形成一个平面。这种“连点成片”的感觉就是一通百通的感觉，就像“顿悟”一样。我对一时读不懂的理论从来不用“有用”或“没用”的标准去衡量，这也应该归功于许老的教导。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在给一些学生讲抛物线，其中一个学生站起来问：“抛物线有什么用呀？”阿基米德回答不上来，就吩咐管事的人说：“给他5元钱，让他走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抛物线的用处何其之大。许老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过早考虑“有用”或“没用”就无法从事基础研究。他还特别强调“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在他的影响下，我对任何一派的语言学理论都十分尊重，认真读懂，但又不随便做任何一派的“追随者”或“信徒”。我更喜欢吸取各派的优点，用来思考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