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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行动研究
作者：吕晓燕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有长达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教育传统的国家。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传入中国，经过改造，基本上被保留下来。百年来，我国的教育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隐藏着种种危机：教育理论的原创性缺失，教育改革花样翻新，但离创新较远；舶来的概念、理论充斥着教育学的学科领地，而教育学自身基本概念含混、逻辑不清。而且随着“西学东渐”，许多文化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年轻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淡漠，更不懂得把其中的思想精华运用到现实的学习、生活中去，在教育研究中妄自菲薄，亦步亦趋，缺乏精神的底子和发展的动力。
1921年，蔡元培先生在美国考察时发表演说指出，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中国古代原创性教育思想成果丰富，影响深远。对其进行梳理、探究，会对当前教育理论创新及本土化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
二、传统教育思想中的行动研究
近年来，行动研究成为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行动研究理论是引进西方的概念和表述，在推广实施过程中往往“水土不服”而影响效果、效率和吸引力。本文试图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中国先贤的教育智慧中撷取有关学习实践、行动指导的思想，对当前教师行动研究理论基础作阐述和补充。
1．学问要思辨笃行
孔子从学的角度，将教学过程归结为“学思习行”四个阶段。学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首先是求知，其次要“多闻”，“多见”，“不耻下问”。思重视独立思考，学习是否善于思索成为孔子衡量学生是否好学善学的标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将“习”作为巩固知识的重要阶段，很重视“时习”，“温故”。孔子指出“行”有三层涵义，其基本涵义是修身，进一步是学习与教人，最高涵义是从政。他将“行”列为四科（文、行、忠、信）之一，指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对“行”的重视是高于“文”的。
孔子“学思习行”的教学理论，为后儒继承和发展，《中庸》把这个过程整理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递进的阶段。
“博学”，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乃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之后还要仔细考察、分析、思考，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这是第三阶段。“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有明确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做任何学问的道理，都蕴涵在这五个要点中。要博学，可是，不要以为学了知识，就是学问，还要审问，要怀疑，要“慎思”。孔子还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认为思考的主动性具体表现在遇到问题时就问“怎么办”，这意味着动脑筋思考问题。然后还要合于逻辑——明辨之。再“笃行之”，好好去实践。这是做学问的方法，也是教师行动研究在计划—行动—反思—再计划这么一个基本过程中需要落实的。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教师终身学习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及个人思想境界等的提高就能实现了。
2．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自汉至清，中国的官、私学教育始终在发展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考也在逐步加深。荀子曾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并提出“学至于行而止”。他认为教学是在理性思维（“知”）的参与下，认识主体向外界求知（“闻见”），在实际行动中求知（“行”）的过程。闻、见、知、行各阶段各具作用，从而构成完整的教学过程。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最著名的教育家。他边讲学、边著述，师生共同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他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学程序和教育宗旨。所谓“格物致知”，朱熹解释“物”就是“事”，“格物”的过程就是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参与的社会实践愈多，所明的社会之“理”也就愈多。“致知”是让人们不从外界客观事物中获得认识或实践经验，而是让人们通过格物、穷理，从内心出发，达到对天理的透彻认识，最重要的是落实在实践上。另外朱子总结的“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敬持志、切己体察，更是强调读书不可专就纸上功夫，而应反躬自省，结合自己经验去体会书中的道理。这些思想对我们现在的教与学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以“道”为本，“道”具有崇高的超越价值，教育人以“闻道”“知道”和“悟道”为终极目的，以至于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悟“道”的目的不是为了“知”，而是行，在于指导日常生活实践，“道”的意义是实践问题。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行合一”，是思辨性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实践性问题。
从古时私塾、学院先生引导研习孔孟之道到现今学校教师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成功的师者都是在教学中研究、研究中教学。可当今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中小学教师一直被认为只应该是课堂里知识的传播者，生活中做人的引导者，而非研究者。所以大部分教师对于“我”的行动研究，对于自己的问题还缺少自觉的反思、探究的意识和方法，使得行动研究收效甚微。
3．继承古代书院延续千年的优良教育传统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官方创办的，往往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从唐末到清代有1000年的历史。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研究书院，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并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南宋时期，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而且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曾请陆九渊去讲学，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众感动有流涕者。师生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大师以“人师”自律，学生则以“醇儒”自策。弟子视师长如父兄，师长视学生如子弟，互学互助，和谐共进，团结和睦，这些特点很值得我们在教师行动研究中学习发扬。
三、寻找现代教育理论的支持，采取不同形式和方法吸收传统教育精华
由于受通史的限制，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散见于各个时期或各个教育家的篇章中，缺乏统一的、单独的、总体的论述。今天的教育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和继承传统并重的基础上求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在学习和教学中要身体力行。如通过唱歌游戏、参观历史文化古迹、编排小话剧、观看电影等形式推动读经教育，调动孩子们读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4月16日报道：“北京孔庙国学馆除了教孩子学习《三字经》、《论语》等典籍外，还开设古诗新唱、手工剪纸、面塑、经络操和京剧等课程。圣陶实验学校对小学生开设包括圣贤典籍、琴棋书画和武术在内的整套国学课程。一耽学堂部分优秀义工还进入社区家庭一对一地辅导儿童学习典籍。”上海《文汇报》2008年3月21日教育专题报道：“上海市虹口区学校在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和培训方面成绩显著。”通过这些活动表明，读经并不一定要“苦读”，读经也可以“趣味盎然”快乐地读。
一个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的见识历练、应变能力和创新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教育中所忽视、所匮乏的东西。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总是将教育教学局限在课本里、教室里，局囿在静态化、模式化的方法中。学生仅是知识的接纳者，而不是知识的利用者、开发者和创造者。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的严重脱节，使教育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而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三、百、千”等，知识面相当广泛，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所以我们要本着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通过社会这个“大课堂”，渗透到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中去！挖掘本土化教育体系的历史渊源，为当前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更多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2］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 李世宏．关于“读经”的几点思考：当代教育科学，2006（3）
［4］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顾明远．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