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略论现代学校的审美教育
作者：王国己
要通过视觉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或者说培养人的审美的眼光，首先要改变人的视觉态度，提高视觉对形式的感受力。
所谓改变视觉的态度，就是要超脱实用的目的，以一种纯然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譬如对一棵梨树，如果专注于它的生长、营养、果实那是实用的眼光；如果观赏它的姿态、形状、色彩，则是审美的眼光。
人的眼睛应该既看事物的意义，又看事物的本身，但似乎只有儿童和美术家注意观察事物的外表，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美术家的眼光是一种儿童的眼光，一种具有纯审美性质的眼光。一般的人则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只注意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我们社会许多成员，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艺术趣味十分低下。因此，要发展人的审美能力，首先就要改变人的视觉态度，不仅要注意物象的意义，还要注意物象本身。
要获得审美享受，提高艺术趣味，仅仅改变态度还是不够的，还得了解形式的特征和有关知识，以及形式美的规律，包括形体、空间、质材、光色、节奏、韵律、多样统一、对称、均衡、对比、调和、反复、渐层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借助于系统的美术教育，尤其要经常欣赏高质量、高品味的美术作品。高质量的美术作品不仅意蕴深刻，而且形式完美。优秀的美术作品的确是视觉的珍馐美味。美术教育则教会人们如何享用这些珍馐美味。
视觉是人的主要感受器，只要睁开眼，各种形象——自然形象、人工形象、美的形象、丑的形象——就会涌入眼帘。导人大脑后，就会引起喜好和厌弃，舒适与难耐等一系列情绪变化，进而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引起创造美的冲动。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视觉获取愉悦，除了在自然形象中通过保留和改造的方式获得美的形象和在各种造物活动中创造美的形象外，更主要是通过美术创造纯粹美的形象来满足人的“畅神”和“悦情”的需要。美术作品与人的生存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却与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的问题逐渐退居其次，生存的质量问题则跳到突出的位置。因此，在当代社会，美术家的作用愈发重要，他们一般都是对美的形式具有特殊敏感性和创造力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在我们社会中是出类拔萃的。正是他们的创造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形象。
美术学习和创造不仅使我们的社会增添了丰富的审美客体，同时也培养了审美主体。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审美教育的关键在于建构学生的审美心理结构，这主要是通过审美主体对客体的不断同化和顺应而达成。同化和顺应是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两种功能，同化指主体心理结构对审美客体的识别和容纳，顺应则指主体为同化审美客体而出现的调节和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审美客体对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举例说，一个中国人面临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的一件西方现代美术作品，如果要同化——认识和理解之，就必须从态度上、知识上和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即必须有一个顺应的过程。整个过程的结果是既欣赏了现代美术，又培养了能欣赏现代美术的心理和知识结构。因此，同化和顺应是双向过程，不断地在主客体之间进行同化和顺应的双向流变，就能将人推向更高的审美境界。
美术教育主要是通过鉴赏和创造教学来完成审美教育的。通过人对形式的对比、协调、对称、均衡、多样统一、节奏和韵律等美的规律的体悟和研究获得对形式美的把握，助益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达到涵养美感的目的；并使主体掌握一般的创造方法，获得表现自己审美感受的能力，创造更多的审美客体(美术作品)，加入到社会的审美大循环，进而创造心灵和行为都十分完美的人，形成健康、协调和美好的社会。
作为美育主要手段的美术的道德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为充实余暇的活动形式，以高品位的情感追求取代低级或腐朽的行为。
王国维先生指出：“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他认为，中国近代国民之好鸦片，除了与知识和道德相关，更重要的是国民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原因存在于感情上。因此要根除此弊，除了修明政治，大兴教育，培养国民的知识和道德外，更应加意于国民的感情，而欲达此目的，唯有宗教与美术是最好的方法。“且夫张而必弛者，文武之道；劳而求息者；含生之情。然走狗斗鸡，颇乖大雅，弹棋博塞，易人机心。若夫象在而遗其形，心生而无所住，则岂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会心之处不远，鄙吝之情聿销，诚遣日之良方，亦息肩之胜地。”他认为上流社会的人要慰藉精神，非求诸美术，美术是上流社会的宗教。现代社会，王国维的见解仍有现实意义。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可选择充分余暇的活动越来越多，但美术活动乃是一种陶冶人的高尚情趣的较好活动之一。
其二，美术作为感性直观的宣教工具可直接为一定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制度服务。
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就有绘画可以“成教化，助人伦”之说，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就说过：“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见知乎鉴戒者，图画也。”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木刻运动，苏联卫国战争时的宣传画，直接为德国工人农民运动呐喊的柯勒惠支的作品以及宣传教义的宗教绘画等，都是以宣教为目的的典型美术作品。
正因为美术是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而对人的情感具有极大的触动力，因此，历史上许多人是既运用之又戒备之的。美术对社会的效用完全由其操纵者决定的，既可宣扬贞德，也能传播淫秽；既可安抚社会，又能煽动不满。许多政治家和道德家对之是慎之又慎的。柏拉图就提出要讲究文学艺术教育的政治效果和道德效果，严格审查和监督制度，他说“我们要监督别的艺术家，禁止他们留有一种恶劣品质，放纵，卑鄙，粗野的形象在生物的图像或房屋或任何制品上面。”他还反对艺术表现战争、阴谋以及残酷、恐惧、猥亵等事物，甚至对青年绝对不能提及此类事情。为了排斥世俗情绪和肉欲，公元728年基督教拜占庭统治者甚至发布了一个公告，禁止运用再现性形象，致使许多这类作品被毁坏。
然而，艺术的影响是远远超出某种道德目的之外的，美术的教育作用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这就是尽可能地培养人们对生命现象的珍视，对生命的热爱和扶植，以及对美好生活和未来的渴望与追求这类崇高的感情。这是人类永恒的道德。阿恩海姆指出：“生活的唯一意义便是对生活本身最充实、最纯粹的体验。要最充分地观察真正的爱、关心、理解、创造、发现、渴望或希望的意义，其本身就是生活最崇高的目标。一旦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就是生活本身完善、纯洁、真挚的召唤。因此，艺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完成生活使命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如果不让人得到这一利益，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剥夺。”美术作品对人的这种感染力，来源于正直美术家心灵的活动力及其无意识的流露。康德就认为在艺术的性质中没有什么可以故意给人以教训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美术家的赞同。德拉克洛瓦就曾说过，如果艺术家故意使作品带有一定的道德目的，那么势必要破坏艺术品之所以吸引人的独特而自由的形象，因此，艺术作品要发扬人的精神，而非对精神进行说教。1912年，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认为，教育可以分属“隶属于政治”的和“超轶乎政治”的两大类，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他将美育视为超越政治的教育，正是着眼于其更普遍、更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责任编辑 孙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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