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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人是在事后才后悔的，早知道斯大林并不反对，还不如把分界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北纬三十九度线上，这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范围之内了。 　　可是，三十八度分界线已经存在了。 　　北纬三十八度线斜穿朝鲜国土的长度约为250多公里。它是完全忽视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而臆造出来的一条分界线。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这个国家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当然，还有正巧横跨在这条线上的无数绿色的村庄。从它再次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需要士兵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的山脉奇多而险峻：“把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4年零10个月之后，已经是助理国务卿的迪安。里斯克作为被邀请的尊贵的客人参加了美国新闻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晚宴。“夜色很美，星空下，凉台上，人们谈兴很浓。”《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回忆道，“一个仆人打断谈话，让里斯克去接电话。几分钟后，里斯克返回了凉台，脸色煞白如纸。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匆匆地走了。我们议论说，肯定出什么大事了，那家伙是负责远东地区事务的。远东是什么鬼地方？” 　　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是星期天，而在美国是星期六。 　　杜鲁门总统决定在这个周末离开华盛顿。他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原因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对，几乎到了让他忍无可忍的地步，连华盛顿潮湿的天气都令他讨厌。他决定到他的密苏里老家过几天身边没有国会议员吵嚷声的日子。当然，作为总统，即使休假也要寻找一点儿事情来打扮勤勤恳恳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形象，他接受了巴尔的摩附近一个机场落成典礼的邀请。实际上，他确实有一点儿很“私人”的事情要做，他想去格兰特维尤农场看看他的弟弟，他自己的农场也有点儿农活需要安排。“我打算为农场的住房造一道围栅——此举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杜鲁门临上专机时对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说，“让那些政客们见鬼去吧！” 　　巴尔的摩机场落成典礼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鲁门在讲话中虽谈到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不 　　失时机地在奚落他政治上的对手——那些与他处处为难的共和党人：“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家伙仍然呆在国会里……”后来的所有回忆录都注意到，杜鲁门总统在他讲话的结尾部分，使用了一连串的“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儿。而历史的真实是，再过几个小时，一场战争将来到美国的面前。 　　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 　　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艾奇逊也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那个害了共产主义恐惧症的议员麦卡锡对他的指责令他焦头烂额，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 　　晚上22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依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晚上。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总统的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23日晚上7点15分，应总统的邀请，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和总统一起在布莱尔大厦共进了一顿白宫人员匆忙准备的晚宴。撤去餐具后，餐桌直接成了会议桌。会议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授权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第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使馆人员、侨民和滞留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撤离朝鲜时，轰炸朝鲜人民军地面部队；第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开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注意这个第三：这是一个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建议，它针对的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的台湾有什么联系？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第三条建议，使世界上两个从来没有交战过的大国卷入了一场死伤惨烈的空前残酷的战争。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北京城市中心松柏掩映下的古代皇家园林里一个叫做丰泽园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读书、吃饭、散步，接见需要见他的人。除了出席必要的会议和外出视察，他很少走出那个中国式的幽静的院落。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做《不要四面出击》，讲的是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所领导的中国不但要出击了，而且要出击到国境线以外去了。 　　那天屋子里有点热，毛泽东让卫土把他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来，卫士给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中国的蒲扇是用一种叫做蒲葵的植物叶片做成的，卫士拿来的扇子还带着植物的清香。 　　毛泽东说：“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 　　卫士说：“那把坏了，扔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自语道：“那把还是很好用的……”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马上就要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3.1亿人口的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政务院名义发出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这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政务院决定拿出20亿斤粮食来缓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车薪。桌子上还有一份关于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打算去美英等国请求外国势力支持“西藏独立”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反动势力企图“独立”的活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当毛泽东接着看到西南军区一份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时，他的心情开始沉闷了。 　　建国已经几个月了，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偏僻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大约仍有40万之众。西南军区的报告说，四川地区于2月，贵州地区于3月，云南地区于4月，土匪们开始骚动。这些土匪传播谣言，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打回来了，新政权长不了了，于是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劫物资。他们杀害的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达2000多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歼匪大半，但还有不少漏网分子隐藏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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