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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国民党中将军长,乘坐着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却不知去向何方。

  顾祝同兴奋异常,在客厅里踱步。

  “围剿”新四军已大功告成。1月15日,颇有心计的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炫耀战功:经紧急处置,“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并称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眼下,他看着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致蒋、何的电报内容,几乎被全文引用进“解散新四军通电”之中。看得出来,委座相当满意。

  顾祝同更加兴奋,他决定大奖特奖有功人员,尤其对上官云相及其32集团军要特别嘉奖。

  他抓起电话机,直接要通上官云相。

  在对老同学进行了一番夸奖之后,顾祝同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对皖南新四军余部要严加搜捕,各地国民党机关要密切配合。为抓获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泾县、南陵等县要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挨户搜查,毋使漏网,并悬赏大洋5000元。

  当顾祝同洋洋自得的时候,又传来令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批准奖赏32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25军法币5万元。同时,蒋介石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9000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同室操戈不足取,宜即公布真相以安民心,以利抗战,特陈三点:

  (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
  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
  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
  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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