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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4月16日，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公正的态度”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

　　4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表示亲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海军大佐久保田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出发时，田代与堀内又特派代表到车站送行。代表团分两路访日，访日期间，日顾问笠井半藏，樱井德太郎亲自引路，形影不离，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华北驻屯军还拨给二十九军1个营的三十八式野山炮。这也是件空前绝后的事。

　　在这同时，日本也极力改善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

　　人们对这个宁静的春天感到惊异，许多人相信，中日两国已经共同度过了严重的危机，所有悬而未决的纠葛与矛盾将会一一获得解决。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张自忠率军事代表团能够理解吗？

　　张自忠率代表团访日消息发出，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一时间成了国内舆论关注的中心。许多人不理解宋哲元为何在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时，出此亲日之举，而中央政府对此缄口不言，使人们疑心重重。全国上下质问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宋的故旧，甚至亲自乘火车北上，当面对宋诘责。

　　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

　　“（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对新闻记者也强调：

　　“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

　　“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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