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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

　　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

　　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

　　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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