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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3年后，如果美国总统罗斯福能听听这位记者的话，华盛顿在角大楼能把日本人看得再高一些，那么珍珠港的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美、英等西方国家也就不会在战争初期的太平洋战场上一溃千里，败得甚至比中国人更惨。当然，这些后话只能是“假如”。 　　再说近卫从获洼别墅返回东京城区后，没顾得上回家，便径直向官邸——一座充满西洋风格的白色建筑奔去。一路上，沸腾的人潮已影响交通，这令他十分厌烦。从心里说，他对外面这些被愚弄了的芸芸众生不屑一顾。身处上层，他最能体会日本所面临的矛盾和永无休止的争吵。他相信，官邸那宽大的办公桌上一定又堆满了文件，想起这些他就头痛。 　　但真正令他头疼的还远不止这些。先是天皇宣他进宫，虽然表面上是征询他对下一步中国事务的意见，但质问中他明显感受到天皇的责备之意。这也难怪，当初是他把政府推入军方怀抱的，今天战场失意，他自然难咎其责。谁知天皇余音未落，参谋本部、海军省、枢密院一些对华持消极态度的“温和派”也先后发难，指责他破坏了政府独立的常规，对天皇施加战争影响，并激愤地要求他和他的内阁辞职。一向稳重的近卫一时有些慌乱，他感到一场狂风暴雨正向他铺天盖地地袭来。 　　他两天没露面。坐在家中闭门静思。如果眼下是他自己主动提了辞呈的话，他会毫不留恋地离开首相官邸。他不是那种见了权势就忘乎所以的名利小人，他为政就必须拿出业绩。可如今不明不白地让人赶下台，断送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程，他无法忍受。自幼就受到领袖般教育的近卫不会坐以待毙，他决心先躲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为此，他必须走一步他不愿走的棋。 　　5月26日，在征得天皇的首肯后，他首先撤换了外相。与军部和政党关系十分密切的前陆军将领宇垣一成代替了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广田宏毅出任外相。近卫行此一着，并非他放弃了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相反，蒋政权让他一再难堪，早使他憋足了劲，一定要把蒋介石打垮不可。但对外，他必须有一个姿态，向政府、军部表明他积极解决中国事务的诚意。同时，他还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时的他，已认识到年初的声明也许欠些考虑，但自己说出的话怎么能收呢？为此，他把希望放在新任外相宇垣的身上。 　　宇垣一成在军中起家，又涉足政坛多年，当然清楚外相的宝座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舒适、安逸，又那么充满权势和影响力。几年来，日本对中国一再行使武力，在国际上已日益孤立。更糟的是。日本军人独断专行，出尔反尔，很少照顾外务省脸面。常常是外务人员前脚签字，军人转身就在背后动起手来，这使外交官处境尴尬不说，更使日本外务省在国防上毫无信义。除此之外，军部内部又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再加上各政党、财阀到处作梗，外务人员更象是大家之中的小媳妇，处处受气。 　　他本想一推了事。可近卫却象是认准了他，三天两头上门说服。一些政党元老、亲朋部下也一再上门鼓动，似乎天下告他其谁？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感和对权势的企盼最后终于使他动了心。他接受了近卫的邀请，但同时提出四个条件：首先，他不想淌浑水，希望近卫加强内阁团结，不能随意受军方和财间操纵；其次，他要权，要求实现外交一元化，阻止外界插手外务省；第三，他要打开与中国蒋政权对话的通道；最后，争取日后适当的时机恢复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 　　他的要求，多数都是近卫想做而无法做的，近卫正想就坡下驴，所以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宇垣也不含糊，宣誓就职没几天，在接到中国方面张群的贺信后，立即指示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着手准备与中国方面的谈判。 　　外务省安排妥当后，近卫的目光又投向了引人注目的陆相杉山元大将。不管怎么说，中国事变久不能决，战争的实际扩大者总要有些责任。换掉杉山，是平息风暴的最有效办法。再说年前，杉山就中国战事随意夸口，早已成为天皇反感的大臣。搬倒他，天皇心中自然高兴。 　　5月底，东京急电华北军，速调日本陆军最为现代化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回东京就任陆相。一月前还在台儿庄地区狼狈后撤的板垣，闻风后惊得目瞪口呆。不仅仅是他，就是华北军上上下下，谁也没想到这个7年前还在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小小参谋，竟能一跃成为日本陆军的首脑。 　　板垣吉星高照，喜跃龙门。事实上，天皇和东京的贵族们看中的是他那木偶似的个性和外貌。板垣满面泛光，平头光溜溜的，极短。两撇浓浓的“八字”胡又黑又长，看上去活脱脱地象只海豹。他的憨愚、木讷，成了这些贵族老爷们饭后茶余的笑料。天皇曾笑着戏谑他道：“我还从没见过象你这么笨的人。”对此，板垣却不急不恼，毫无愧色。 　　可板垣在中国战场上，却并不象他的外貌那般憨厚、愚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中国东北到中原徐州，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千里沃野。他的第5师团，从华北到山西，从山东到徐州，除了在台儿庄小受挫折外，几乎是锐不可当，所向披靡。他踏着中国人的尸山血海，在中国大地上狂窜着。他成了日军中出了名的“中国通”。他熟悉中国，熟悉中国人，了解中国军队。当天皇急于解决中国事务时，他终于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 　　板垣的赴任，使东京的政治风暴暂时平息了下来。 　　§充满激流的东京政坛 　　进入6月，日本列岛区沐浴在初夏和春末交替的阳光之一中。樱花仍然象杂着血丝的白雪一样，盛开在日本的各个角落，但它再难吐出令人躁动的气息，人们已感到春意正姗姗离去。火热的夏天正匆匆来临。 　　中国战场此刻正处在大战之前的沉寂中。但这沉寂中，战争的气息却更为浓烈，更让人紧张，更令人透不过气来。 　　徐州，一列列军火物资运进车站，一车车荷枪实弹的日军官兵被运到这里，一车车伤病人员又被运向后方。刚刚结束徐州会战的日本华北、华中军主力，正休息整补，秣马厉兵，准备迎接更大的战事。 　　武汉，蒋介石昼夜不停地主持着最高军事会议。一封封。电报、一个个电话，传向四面八方。散布各地的国民党军，拨寨而起，昼夜兼程，赶往大别山麓、长江两岸—…’ 　　华北、华中敌占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抓住这有利的时机，迅猛发展。星星点点的根据地，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动出击。正一片片地蔓延开来…… 　　东京。天皇裕仁、内阁政府却仍在徘徊犹豫。 　　徐州会战后，天皇裕仁曾接受了参谋本部的建议，以大本营的名义命令占领徐州的日军不得越过开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安庆一线。以往作战，得胜的日军似乎对“乘胜追击”理解得最为透彻。如果不加约束，他们甚至会象脱了僵的野马，一直跑到天边。所以每战得胜后，裕仁总忘不了给前线官兵划定战场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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