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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就在同时，根舍外长就解决人质危机传来紧急口信：‘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可能，并在危机指挥部约见了索马里大使，我把与施密特总理谈话的内容向他做了转达。我对他说，他应该立即与西阿德·巴里总统取得联系，并征得总统本人的同意，我们要求派一支特种部队前往摩加迪沙，这支特种部队能够解救在那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这意味着，外交部已经开始介入边防第九大队的行动了。这之后，施密特总理和根舍外长再次召见了索马里大使，施密特总理再次做出保证，绝对尊重索马里主权，“边九”的行动需要得到索方的允许；另一方面，总理还保证，这必定会加深两国之间的友谊。人们已经感觉到索马里领导人开始有所松动，两国间的会谈最终肯定了我们的计划，现在的一切都掌握在边防第九大队和汉斯·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手中了。中午过后，我们得知他们为我们获得了行动许可。 　　这一个营的索马里士兵归我指挥，我让他们执行机场掩护任务。然后，我乘车前往位于机场边缘的索马里空军基地进行侦察。‘皇冠’号飞机停在一条滑行跑道上，我试图从那里靠近飞机。一名索马里上校让我充当索马里空军司令的陪同军官，在他旁边还站着一名前苏联顾问。这两个人看来对此并不热心，我的存在想必让他们的滋味并不好受。我是作为一个北约国家的成员来到这里，而他们代表的则是另一方。然而，他们并没有阻止我做什么，因为命令是从最高层直接下达的。 　　我试着对地形进行侦察，并靠近了飞机。当时天空有点雾气蒙蒙，这个纬度地区的黑夜来的特别快。为了越过一段沙丘土路靠近飞机，我必须穿过一段1 500米的开阔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不能使用人工照明。当一切都侦察完毕后，我又回到了基地。 　　此前，指挥部的飞机搭载的边防第九大队成员已飞抵距摩加迪沙半小时飞行距离的吉布提。我用无线电通知他们，在黑夜来临前必须到达摩加迪沙。同时，我们让索马里空军的飞机起飞，以免我们的飞机到达时让劫机犯感到突兀。大约19时，边防第九大队的人来了，我们的队员热情高涨，一下飞机就急着向我请命。‘是的。’我回答，‘你们已经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了。’” 　　边防第九大队总是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这一点毫不夸张。任务极为崇高：保护生命。魏格奈尔上校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队员们完全信任他。在这样的行动中，自己总会有损失。每个人都会说：好了，让它发生好了。你可以当个旁观者，但人们也会说：首先你是自愿的，其次，这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同伴形容的那样：我们就是那些绝不手软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能救人于水火的机会。 　　当行动被允许时，还有几个障碍必须解决。魏格奈尔上校继续谈道：“期间，我已经与维什涅夫斯基谈过，他也向危机指挥部和施密特总理做了汇报。施密特总理同意开始动手，他让我接听无线电话并亲自向我下达攻击命令。我感到很兴奋。我向他说，我不能保证没有损失，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坚信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句话对他是个极大地安慰。他说：‘我负政治责任，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做你们学到的东西，我们也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就这么简单。整个行动没有人向我指手画脚，甚至连维什涅夫斯基也没有这样做。从一开始他就讲，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有趣的是，边防第九大队中也丝毫觉察不到浮躁的气氛，相反他们都保持着最好的状态，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的司机还说，但愿行动开始时不会再出现一个冒失鬼。我让副大队长带一个组埋伏在山丘的阵地里，执行狙击和观察任务。这样，飞机上的一切事情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据与观察队员的无线电通话联络，我们随时都掌握着每个劫机者的位置。此外，我们还和我们边防第九大队的心理学专家萨勒夫斯基一道制定了一套谈判方案，我们要让劫持者相信，联邦德国政府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会释放‘赤军’的成员和另两名关押在土耳其的人。 　　劫机者中为首的穆罕默德是个飞机行家，曾受过培训，熟悉飞行时间和空间计算，非常清楚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到摩加迪沙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同样也经过了精确计算，并把对时间因素的考虑纳入整个方案中。 　　下午，形势突变，穆罕默德变得有些狂躁不安。他让手下将乘客绑起来，并往其中几个让他感到讨厌的乘客身上浇白酒，威胁要将他们烧死。他叫喊道：‘都结束了，结束了！’此时，机舱里的空气顿时凝结了。然而，当听说‘交换程序’正在按计划进行（当然是假的)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到了晚上，他甚至兴奋地谈论起交换的细节。对我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迹象，我们正巴不得他们这样。 　　我们认为，最好能在午夜后实施攻击行动。我们已经探明，在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及一等舱内有三名恐怖分子，但第四名的位置我们尚不知晓。我请求塔台上的谈判小组尽可能把他们拖累。这点很关键，他们的注意力不能太集中。” 　　事实上，在解决这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谈判小组和边防第九大队心理学专家的工作是极为关键的。沃尔夫冈？萨勒夫斯基说：“我们和魏格奈尔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恐怖分子集中在驾驶舱里，重要的是阻止他们炸毁飞机，这种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有时，同恐怖分子的谈判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和我们保持通话，然后就此拴住他们。” 　　总攻的最后时刻就要来临了，魏格奈尔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恐怖分子持续保持着神经高度紧张，并逐渐靠拢在一起。将近午夜时，我们出发了。在附近待命的六个作战小组和一支预备队，还有部分拆弹专家开始向飞机靠近。同时，位于山丘的观察哨和狙击人员不断向我们报告最新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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