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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更严重的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泽拉将自己的信条贯穿到整个情报分析工作中。不仅在军事情报部人们不能对他的假设提出挑战，甚至于他的同僚对他的假设也不能提出异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他能正视现实，及时地审视自己的假设，或许不会出现赎罪日战争前的情景。但是在批判了泽拉的假设后，人们又感到困惑：情报分析真的能做到摒弃先入之见吗？答案只有一个：不能。 　　毫无疑问，死守教条是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出现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一概摒弃假设的作用。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人的大脑难以完全摒弃外界的干扰。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前，心中总对它有一种印象，然后，带着印象去观察它，这就是先人之见。绝对地避免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情报分析也是如此。进行假设，利用假设进行情报分析，对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是绝对必须的，否则，他将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中，其结果将是情报资料百科全书式的堆积，与情报分析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情报分析时进行假设是必然的，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 　　但是，墨守成规、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设一旦形成，很容易转变成思维定势。某种理论，一旦被请报分析人员所接受，它就会影响人的思维，甚至于使人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情报失误就此发生。泽拉的错误正在于此。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大量情报与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时，情报分析人员改变自己观点的可能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报逐步到来大得多。赎罪日战争前，阿穆恩收到这么多与泽拉观点不一致的情报，但都没能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见他的先入为主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 　　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再加上一个狂妄的情报 　　机构领导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成为不可避 　　免。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事情报部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严重失职……不能继续担任军事情报部部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 　　阿格拉那特委员会为了纠正以色列情报体制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2．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3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国防部长；4．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5．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界由四个国家级情报机构组成，它们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军事情报部“阿穆恩”，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欣贝特”，从属于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情报部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企图化为泡影。军事情报部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主要的情报来源。 　　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军事情报部。军事情报部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优劣就取决于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质量。万一军事情报部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9月24日总参谋部的会议上，泽拉夸口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发动战争，阿穆思至少会在48小时前得到警告。这样，以色列将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动员，挫败阿拉伯国家的进攻。9月30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副总参谋长塔尔少将都忧心什仲，他们要求起码进行部分动员，但泽拉依然很自信地说，阿穆周至少会准确无误地提前48小时得到警告，因而反对采取任何行动。 　　10月5日，“厨房内阁”开会讨论战争问题，埃拉扎尔要求动员预备役军人，但遭到达标的反对。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后来，达扬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说，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会爆发战争，“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在那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战争即将爆发。”事实是，在开会之前，达扬已经得到泽拉的保证，迄今为止，情报显示出的征兆尽管是不祥的，但是，就地所见，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而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同意进行战争动员呢？ 　　在战争爆发前，摩萨德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了埃及的‘白德尔行动”计划，摩萨德首脑扎米尔竭力向泽拉和其他领导人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泽拉等人无动于衷。10月4日晚，一位潜伏在开罗的摩萨德特工提供了埃及发起进攻的日期和具体时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这位副手竟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他胆敢再次在这种时间告诉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让他在以色列政府机关于下去。阿穆恩在以色列情报界的跋扈一至于斯，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像泽拉那样，在以色列军界飞扬跋扈的还有达扬。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一古里安被人们看作以色列胜利和生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称达扬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他说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当他反对总动员时，梅厄夫人就只好动员10万人，而埃拉扎尔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梅厄在以色列的电视节目里抱怨说：“如果有某位有权建议动员的人来到时，我立刻就会同意。”梅厄此言，当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杆子的老太太，面对一个有几十年戎马生涯而对全面动员恰恰又持反对意见的国防部长，她能干什么呢？她能力排众议，让国防部长当众难堪，宣布进行总动员？很难设想。达扬把一个难以处理的球传递给了梅厄，让老太太去伤脑筋，结果当然没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这位以色列的战争之神却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他只了解自己的军队，却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对手。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惨，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与以色列谈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夸口：“以色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1971年3月，在魏茨曼学院的演说中，他又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的处境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战争重新开始，只会证明我们比以前更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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