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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以色列的突击队甚至在埃及沿海频频登陆，搬走了埃及最先进的T－62坦克和P－12雷达。 从1970年元旦到4月 18日共4个半月时间，以色列空军一共出动了3300架次，在埃及领土上投下了8000吨炸弹，埃及付出了重大代价，消耗战的损失足以使埃及修上两座阿斯旺水坝。最后，消耗战不得不停顿下来。1970年7月底，埃以双方签署了停火协定，同意在苏伊士前线停火。 　　战争暂时停止了，但和平并没有实现，蒙在埃及人民身上的耻辱也没有消除。停火只是为下一轮军事冲突作准备。埃及军队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状态，大批军队长年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在沙漠中进行演练。诚如萨达特总统所说，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服役5年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埃及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荒废，在社会上寻找较好工作的机会也丧失了，心中愤愤不平。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天”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不战不和的局面给埃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长期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埃及的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电力和原材料供应脱节，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旅游业也很不景气，埃及两项重要的外汇收入丧失。 　　在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急剧上升。据统计，1965年埃及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到1970年财政年度，已上升到13％。1968年～1973年，埃及在备战方面的开支达80亿～90亿美元。 　　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埃及人民的情绪非常激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军人对政府迟迟不宣布对以色列作战而不满，影响了埃及的政局稳定。1972年1月下旬，开罗爆发了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开罗大学、艾因·沙姆斯大学和爱资哈尔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动员，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开罗大学的一些学生占领了《金字塔报》的办公室，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埃及政府下令逮捕了300名示威者。 　　同年10月，一名青年军官率领七辆装甲车开到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以色列展开“圣战”。1972年发生的这两起政治事件突出地表明埃及人民对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已经忍无可忍，促使埃及政府决心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萨达特总统说：“我理解这种不满情绪。时间过了六年，我们驻在运河的士兵以及我们的学生都要求采取行动。” 　　埃及在内政上陷于僵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也未能取得进展。“六天”战争的失败，使埃及在东西方世界丢尽了脸。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埃及的外交努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冷遇。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大力推动埃美关系的发展，埃美关系有所松动。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中东问题和平解决。埃及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有所改变，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可得到改善。 　　197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美国的反应也很冷淡。1973年2月，萨达特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努力。伊斯梅尔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萨达特总统的亲笔信。信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形势已经恶化到要爆炸的程度，作为以色列的唯一盟国，美国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但尼克松却表示，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并声称，“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对此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随后的会谈中，基辛格不但竭力替以色列开脱，而且要埃及拿定主意作出让步，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的撤军，这种让步应包括政治和领土两个方面。他告诉伊斯梅尔，美国很遗憾不能帮助埃及，因为埃及是战败者，而以色列是胜利者。作为“六天”战争中的失败者，埃及理应作出更大的让步。 　　萨达特这才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不现实的。美国所作的一切只是“逼我们一再让步，而对以色列却一无所求”，个中原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埃及“决不会打仗”，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残兵败将”，“全世界在中东危机问题上都睡着了”。只有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能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和外交上的僵局，埃及人由于战败而失去的自信。自尊和荣誉感才会恢复。也只有通过战争，埃及才能让以色列人明白，继续占领埃及的土地就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从而迫使以色列人坐下来同埃及和谈，中东的政治格局才会为之一新。萨达特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懂的。 　　后来，基辛格说，没有人想到，包括他本人在内，萨达特为了在中东制造一场深刻的危机，不惜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阿以之间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埃及则一直蒙受耻辱而不能自拔”。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一点。1973年3月底，萨达特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时说：“如果我们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会有进展……我的一切努力所导致的都是要我们作更多让步的压力……我打开的每一扇门——随着美国人的祝福，都‘砰’的一声当着我的面关上了。”德博什格拉夫问道：“从你的讲话中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相信只有重开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对吧？”萨达特斩钉截铁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国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为现已不可避免的重新开战而认真动员起来。”他强调说：他为了和平已经“想尽千方百计”，既然以色列人不愿和平，美国也不愿为之付出努力，“那么战争就是结束一切梦魔的梦后——而每个人都将是失败者。”德博什格拉夫把这个消息带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在那里遭到了以色列人的冷遇，以色列人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 　　1972年10月24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开会，萨达特在会上阐述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如果我们能在西奈拿下10厘米的土地，并能站住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东西方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耻辱。渡河到西奈并在那里坚守将使我们恢复自信心。”据此，埃及武装部队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控制运河东岸15公里～20公里地区；第二步，攻占3个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以东前进阵地的安全，然后视情况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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