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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8月间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十四大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但是,与会者发现,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却没有在座,未免感到有些诧异。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说:“我替杜布切克同志请个假。他被叫去参加一次会见,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们会见的目的,但这次会见十分重要……”斯姆尔科夫斯基本想用三言两语把这个问题打发过去,但看到大家都很关心,于是就多讲了几句:“杜布切克接到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的电话,他一定要同杜布切克谈一谈。他们今天在匈捷边境的科尔马诺会晤。杜布切克并没有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国土。杜布切克同志认为, 卡达尔同志的敦促是有十分严重的原因的。 ”

  他继续说道:“这是一次私人会晤,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我们召集你们来这里,为的是通知你们,紧张局面还始终存在。至于写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你们现在比以往更应该三思而行,因为‘有人’想借口一点点小事来阻止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克里格尔说得更为明白:“我必须告诉你们,达摩克里斯之剑正悬挂在我们头上,我们必须留神,不要让它掉下来!”这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时局的一个清醒的判断,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杜布切克和卡达尔在边界谈了些什么,但职业的敏感已经使他们意识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卡达尔和杜市切克的会晤确实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会晤,卡达尔此行肯定是瞒着莫斯科的。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是在1956年的事件后上台执政的。当时,匈牙利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其性质、规模足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运动相媲美。只是,当时的匈牙利人走得太远了,他们竟然想退出华约,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即使是赫鲁晓夫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对匈牙利事件也不能容忍。苏军的坦克彻底碾碎了布达佩斯的暴乱,而卡达尔,则随着苏军的坦克回国执政。在改革派眼中,卡达尔自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而苏联人则把卡达尔看成自己的盟友。

  但是,卡达尔心中到底想些什么,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明白。现在我们知道,卡达尔是苏联阵营里一个比较稳健的人物。他是苏联扶持上台的,对激进的改革运动不会很感兴趣,这恐怕也是事实。但他也深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弊端,想对它进行一些小的手术。他上台十几年,匈牙利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对旧体制进行改良,而不是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但是不管怎么说,卡达尔统治时期的匈牙利,确实是苏联阵营里最稳定。发展也相对较快的一个国家,这恐怕不能说与卡达尔的平稳改革无关。

  卡达尔对旧体制的弊端是深有体会的,他是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布拉格之春的,但是,他也吃惊地看到,事态发展太快,快得就像脱结的野马,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就危险了!卡达尔清楚地记得1956年匈牙利的情景,他不想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夭折,想提醒一下杜布切克。会谈时,卡达尔敦促杜布切克尽快履行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所许下的诺言,撤销克里格尔和齐萨目的领导职务,允许华约部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莫斯科采取军事干预的口实。他暗示杜布切克,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苏联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卡达尔不能明白无误地把他的意图告诉杜布切克,只能说得含糊其辞。而杜布切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卡达尔的苦心, 他也没有理解。

  两人在月台上告别时,卡达尔失望地问:“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事后,杜布切克回忆道:“我甚至有这种印象,卡达尔有一些话想同我说,但是,他没有说……”实际上,卡达尔不是没有说,而是杜布切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已经完全忘却了危险。和卡达尔告别后,杜布切克没有回到布拉格,而是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与妻子和孩子呆了一天,享受了一下天伦之乐。当他终于出现在布拉格时,人们发现,第一书记像往常一样,举止坦然,笑容满面。他甚至亲D告诉他的同志们,他对卡达尔急着与他会面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杜布切克这样乐观。事发前两天,贝利康的助手报告:邮电部长卡雷尔·霍夫曼经常在办公室开会,而出席会议的都是内务部人员和一些党务人员,他们都是出名的保守派。霍夫曼与捷共中央内保守派的领导人英德拉。比拉克都有直接联系。贝利康把此事报告了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认为他们在搞什么阴谋,但是,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都让他不要担心,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联系。事后,贝利康才意识到,整个内务部,除了部长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外,其他人已经全部站到反对派一边,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情报部只知道与苏联情报机构合作,他们眼睛从来都是盯着西方,从没意识到危险可能来自盟友。

  8月20日下午,贝利康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朋友说:“伊尔卡,你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我必须告诉你,外交部收到我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一封电报。电报说,今天下午3点,有一个陌生人给使馆打电话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军官,正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我不能说出名字,你们也不要问;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在23点20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讲完后,这个人便立即挂上了电话。”

  “外交部的人对此有何看法?”贝利康问。

  “他们说,这是挑衅,有人想挑起事端。不管怎么说,我们已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正在召开主席团会议。”

  既然中央已经知道这一事情,贝利康心想,这就没有他的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确实在开会,但是,贝利康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风向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会议的议题是保守派提出的,他们说,鉴于极为紧迫的形势,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延期,同时必须对记者采取行政措施。此外,他们还摆出苏联代言人的姿态,要求撤换一批干部。保守派还提出了一个草案,草案说,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兄弟般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保守派事先知道入侵内情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许想在此前采取行动,通过组织措施清除改革派,从而达到目的。8月20目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11点半,贝利康家里的电话响了。中央委员会新闻广播处处长杜桑·哈夫利切克说:“我通知你,苏联人已经越过了边界。”

  “你要是喝醉了酒,想开个玩笑,那我也管不着。我明早5点钟还得起床呢,让我睡个安稳觉吧!”被吵醒的贝利康发火了。

  “这不是开玩笑。眼下主席团正在开会,乱极了。随你便罢,不过,我劝你立即去电视台或中央委员会。”

  11点 45分,正在开会的切尔尼克总理听到了入侵的消息。他告诉主席团:“我刚刚接到国防部长楚尔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各个方向越过了我国的边界。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会议中断了。杜布切克几乎要哭出声来。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我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对待!”此时,布拉格上空,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是苏联的安东诺夫运输机,正在向布拉格鲁津机场飞来。接着,侵略者的坦克一辆辆地从安东诺夫运输机巨大的肚子里爬了出来,驶向布拉格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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