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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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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政府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何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在他们看来,珍珠港事件确实有一连串的巧合,巧得让人难以相信。比方说,美国人民不愿参加战争,而美国政府却千方百计要把美国人民引入战争中去,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孤立主义政策彻底破产,罗斯福政府的阴谋得逞。难道真有这么巧?难道日本人真愿意帮美国政府这个忙,让强大的美国人来打败自己?在猜疑心很重的美国人心里,珍珠港事件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珍珠港事件距离今天虽然已经有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的风云中,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的正式调查不下四次,积累的卷宗有几英尺厚,写下了几十本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他们的书中指责美国政府要弄阴谋,故意设下圈套,让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守军的重大损失,从而把美国人引人战争。后来有人把这种指责归结为“罗斯福阴谋论”。提出这种阴谋理论的首先是一些孤立主义分子,因为美国参战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他们对此不满,因此希望对珍珠港事件有一个不同于官方的解释,藉此来证明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正确的。 孤立主义分子首先发难,学术界就紧紧跟上。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查尔斯·比尔德的历史学家。这位研究美国历史的专家,就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美国人的典型。本来,美国史学界对一些历史问题都有现成的解释,可是,这位比尔德先生,不唯书,不唯上,敢于独树一帜,对许多现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修正”史学界的错误认识。比尔德勇于探究真理,在历史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后来比尔德自成一派,成为美国“修正学派”的鼻祖。 在这位老先生“修正”的命题中,就有珍珠港事件的起因解释。他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的苦肉计。罗斯福明明已经知道日本要进攻珍珠港了,可是他偏偏不向珍珠港的守军发出警告,让他们造到袭击,从而把战争责任推到日本身上,最终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他又把夏威夷的陆海军将领如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夏威夷陆军基地司令肖特革职,让他们充当替罪羊。比尔德此言一出,立即在美国朝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会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实际上主要是寻找证据,证明确实有人在搞阴谋,要把美国拖入战争。 鼓噪“罗斯福阴谋论”者,除了美国人自己外,还有珍珠港事件的始作确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人。这个缺乏历史责任感、永远不肯面对现实的民族,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圣战”,要把英美帝国主义从东亚赶出去,救东亚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由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他们也知道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突然袭击或者不宣而战更会在历史上留下千秋骂名,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承认珍珠港事件是突然袭击。当美国人自己乱了阵脚,为珍珠港事件提出了一种“阴谋”理论后,他们就来劲了,觉得所有的罪孽都可以推到罗斯福政府身上。在鼓噪“罗斯福阴谋论”时,他们最为起劲,不断为“修正学派”摇旗呐喊。 这里面最有名的当数两个人,一个是编撰《大东亚战争全史》的服部卓四郎,他编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证明太平洋战争是迫不得已的,美国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另一个人名实松让,太平洋战争前后任日本驻美国海军武官助理人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夜》的作者。他在书中对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计划和日本军队创造的奇迹津津乐道,却又倒打一耙,说山本五十六的计划早已被美国人掌握,日本是上了美国的当。在他看来,似乎是先有美国政府的阴谋,然后才有山本五十六的偷袭设想。实松让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仅中文译本就印了十几万册。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爱读外国学者的作品,喜欢从外国学者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这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庸讳言,有些学者存在一种崇洋思想。外国的月亮比起中国的,要圆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起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似乎也更新奇一些。他们宁愿全盘吸收外国学者的观点,而不考虑其是否客观,是否公正。在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研究上,就存在这种倾向。日本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战争责任却在战争的受害者身上。那么,根据这个逻辑,中日战争也是中国军队首先挑起来的,日本“进驻”中国,是为了“保护侨民”。 难道我们也应该承认日本人的观点,为日本“平反”?如是,我们如何对得起惨死在侵略者铁蹄下的3000万冤魂?就珍珠港事件而言,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准正谁邪也是一清二楚,只要抱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这个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不妨问一声:罗斯福是否真的知情?美国情报机构在战前掌握了日本的偷袭计划吗?这是“罗斯福阴谋论”是否能够成立的焦点。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在战前就掌握了日本政府偷袭珍珠港的计划,那么毫无疑问,是罗斯福蓄意制造了珍珠港事件;反之,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掌握日本的偷袭计划,那么,罗斯福的阴谋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美国虽然通过“魔术”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但对日本军方的电报,美国并不能阅读,当然也无从知晓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意图了。 珍珠港事件后,肖特与金梅尔都被撤职,斯塔克也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但斯塔克并未像前两者那样,产生替罪羊的念头。在他告别人世前,有人问斯塔克,当年是否与马歇尔一道,同总统密商过引诱日军来进攻美国。斯塔克说:“我认为这种问题是对我们的莫大侮辱,那种说法不对,因为我们既然都是优秀军人,我们就得服从任何命令。我同罗斯福总统吵过两次。我同他在50艘驱逐舰问题上搞得很僵。海军有句老话:有话尽管说,命令要执行,还得乖乖地应一声‘是,是,长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你的确有过断然拒绝和不愿照着干的时候——我就确曾有过,特别是执行命令就要牺牲我们的部队,把它们搞垮的时候。要说我们会听凭总统一意孤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么,总统究竟有没有不让他或马歇尔给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发警告呢?斯塔克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其神志清楚。他肯定地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你可能很想知道,11月25日我写好战争警告电报并下令发出时,我甚至没有报告总统,这表明我们真的是多么无拘无束。我的确曾同海军部长诺克斯非常仔细地推敲了一遍电文,我自己又非常认真地琢磨了一遍。不过,发那份电报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后来才给总统挂电话。因为我考虑:‘对了,最好还是把我发战争警告的事情报告总统。’我把电报读给总统听.他说:‘贝蒂,我同意。”’ 在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能避开日本的偷袭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资爹骂娘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高级领导作了或者没有作什么,反正是曾经有过这些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坐失这些良机,并不是由于品性邪恶或者是无能,而是由于人毕竟是人。”把美国的失败提到人性的高度,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的,这在西方学术界颇为风行。比之于“罗斯福阴谋论”,这种观点当然让斯塔克们大为宽慰,但其必然结论却是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这样,金梅尔和肖特等一班玩忽职守者也没有了罪责。美国人就是这样,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是,如果珍珠港的守军有足够的情报意识,这失去的四次机会,每一次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使珍珠港免遭突然袭击,每一次机会都足以让“罗斯福阴谋”破产,如果真有这种阴谋存在的话。遗憾的是,每一次机会都静悄悄地从金梅尔和肖特手中滑走,他们身上的罪责注定是无法洗清了。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美国人留下的教洲是永恒的。美国人从中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改进美国的情报工作作好了心理准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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