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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12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在1933年11月24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可见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1933年6月16日）后不久，由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范围扩大到吉敦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1000人之多。

　　1933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1934年2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5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3月1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动的中心力量”。

　　§25　日伪心病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日伪将这一地区列为1934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这次“讨伐”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军”——伪靖安军，采用四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1934年8月21日，工农义务总队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了，于洪仁当时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了几个毛贼之手！

　　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还虏走了50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在8月末和9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荆璞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9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讨伐”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被打死200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和前来支援他们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4团第5连向宁安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4团4连分别返回南湖头和汪清，借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季大“讨伐”以失败而告结束。1935年1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1934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到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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