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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1935年8月11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大的（笔者注：指1935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线南10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3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1935年秋，第3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2团和第3团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继续坚持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9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5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1935年2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20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当时人们好像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3军第2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3名同志在珠河县第3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3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太郎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20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10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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