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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一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个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婚，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贺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贺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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