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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五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掉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而，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场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仅，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是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很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线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丰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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