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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监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不平，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惚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人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幸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三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一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拚命念书，拚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有两人身陷囹圄。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下，才能从她深邃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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