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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许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掮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〇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铐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时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原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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