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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海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兵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 　　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几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已。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己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础。 　　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和法国同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 （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〇五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生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这些日本奸细平时混杂在朝鲜人之中，时刻提防着这种组织公开起义的活动。 　　在南方和北方的数百个乡村中，朝鲜爱国者秘密集会，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动计划。总共有数万名男女参加集会，可是，他们的计划从未走漏过风声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鲜领袖人物聚集在汉城的明月饭店，举行最后一次聚餐会。他们宣读了独立宣言，挥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尔后把警察叫了进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聚集在街头巷尾聆听朝鲜领袖人物宣读独立宣言。然后，他们举着被禁止的朝鲜国旗，兴高采烈地穿过各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毫无使用暴力的企图。但是，在后来的短短几周内，有数千人被日本人处死。在此期间，我国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国驻汉城领事，要他“极其谨慎，不得助长任何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会帮助朝鲜民族主义者实行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得给日本造成一种那怕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印象。 　　所以，杜鲁门总统的下述做法与我国对朝鲜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随着朝鲜被划分为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这样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对朝鲜的事务不应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国家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美国开战的理由”。 　　美国尽管在开罗和波茨坦曾公开表示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的愿望，但它还是回到了它那传统的不介入的立场上。在开罗，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一致同意朝鲜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 （苏联总理〔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会见时也曾赞同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证朝鲜在苏联、大不列颠和中国共同托管五年之后实现独立。托管之事没有提及美国 （事后，斯大林坚持美国应包括在托管国之列）。 　　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觉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权衡后果，只是稍作计划，美国便着手履行其从末正式获得承认的托管义务。 　　结果，它几乎是立即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这一错误是，它曾加强了受人鄙视的日本行政官员在办公机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顿时激起了朝鲜人的怒火，美国被这种怒火搞得张皇失措，因此又错上加错，急急忙忙地将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却是根本不够格的美国公民来填补出现的空缺。这些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由于需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产生的问题。 　　当然，未能与苏联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造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从事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朝鲜人民群情激昂，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美苏双方。他们怀疑这两个国家准备再次背信弃义，不履行那个经常兑现不了的、给朝鲜以独立的诺言。 　　最后，美国对于争取与苏联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终于感到绝望，便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这个举动引起苏联指责我们违反了原定的协议。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管辖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可是苏联人拒不允许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方管辖区。他们早先就坚持，只有那些曾经“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协议的党派、团体才可以参加选举。这实际上取消了美方管辖区内所有党派、团体参加选举的资格。因为在美方管辖区，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对任何延误独立的做法，托管也罢，不托管也罢，公开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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