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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时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〇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正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已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场。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己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已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尽。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领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问，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投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样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己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术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兵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样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斯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不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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